08年湖南69岁老人因抢劫入狱，经审讯得知：为了进监狱养老才抢劫

2008年9月9日，祁东县火车站候车大厅嘈杂不已，广播播报声与人群交织。一个瘦小的老人倚在墙角，他的头发花白，衣衫褴褛，但目光却在不停搜寻。几分钟后，他盯住一位提着行李的女大学生，快步冲上去，低声喝道：“把包留下！”与人们熟知的凶悍歹徒截然不同，他声音发颤，手里只是一把钝钝的水果刀。警察就在十来米外，老人似乎故意把刀挥得更高，生怕对方看不见。少女惊呼，巡逻民警立刻冲过来，一把按住老人。老人松开手，长舒一口气：“警官，我等你们很久了，快带我走吧！”

这名老人叫付达信，69岁，湖南祁东人。审讯室里，民警本以为又是一桩普通的盗抢案，可听到动机后却面面相觑——老人抢劫，只为“进监狱养老”。祁东县公安局档案中记录着民警的第一句感叹：“这案子，真叫人哭笑不得。”

付达信的选择并非一时兴起。若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他诞生于战火频仍、赤贫交织的湘中乡村。五岁丧父，七岁丧母，哥哥和姐姐靠给地主推磨打短工，勉强把他带大。营养不良让他成年后身高不足一米五，小臂细得像孩童。1951年，他凭优异成绩考进县中学，学费全免，可学校不久因经费断裂停办，他的求学之路戛然而止。

村里人都说：没书念，就去挑担子。可是，付达信拿不动粗活。十八岁那年，他离乡去了江西，再后来辗转云南、青海，跟着基建队伍修铁路、挖涵洞。高寒缺氧的工地上，他连续咳血，被队医下了“重体力禁令”。队伍换批，他成了被丢下的“包袱”，只好靠在工地附近捡废铜烂铁混口饭。二十多年奔波，他从没攒下一套像样行头。

进入九十年代，沿海务工潮席卷全国，祁东老家不少同龄人在广州、深圳攒下第一桶金，甚至建起砖瓦房。可付达信已五十出头，腿脚不灵，没企业肯要。1998年冬，他带着一身旧病回乡，口袋里不足二十元。村委会经商议，将他列为贫困户。每月三百元救助金落袋，他必须掰着指头过日子：两块五一斤的高粱米，要顶半个月；双十一块的感冒药得拆成两次吃。“钱，像沙子一样漏。”他时常这样絮叨。

2003年，国家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推开，祁东也提高了补助。可补贴翻番后，负担同样水涨船高：血压药要换进口片，冬天还得添一件棉袄。到2007年，他攒下两千多元，却算计来算计去都不够“棺材本”。深夜饥饿难耐，他常摸着打空的肚子想：难道真要饿死在破屋里？身边无人，连换口干净的寿衣都成问题。有人劝他去镇里敬老院，但敬老院床位有限，优先照顾五保户，剩下就得自费。对一个连药费都要抠的老人，自费二字简直天价。

“要吃饭，要睡床，要有医生看病，就这三样。”付达信后来向民警描述自己的“养老清单”。在他眼里，监狱几乎完美：伙食固定、宿舍有被褥、每年体检、看病免费，哪怕行动迟缓，也有管教安排轻活。他不是没想过去城里当保安、在建筑工地看门，可人家招聘启事写得清清楚楚：55岁以下。69岁，连超市门口举牌的活都抢不到。

一次偶然，他在县城听人讲起“某某因盗窃被判三年，如今在里面胖了十斤”。那天晚上，他在破旧的土屋里盘算良久：犯罪被捕，正中下怀。只是他也顾忌：别伤人，别搞出命案，目标得选容易报警的地方。祁东县火车站人多警力多，于是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检察院很快查明全程未造成实质财产损失，甚至水果刀也未碰到被害人，只认定为抢劫未遂。依照刑法规定，69岁且无前科，量刑不重。2010年2月，法院判决：有期徒刑两年。宣判时，付达信皱眉：“才两年？我求你们判重一点。”法官轻声解释：“法律面前，哪有随意加重的说法。”

入监后，他的生活状况确实改善：早晨一碗杂粮粥配咸菜，中午、晚上各有两荤两素，逢年过节加鸡腿。因年老体弱，他被安排到监舍做整理内务，每日出工时间不足两小时。“管教干部对我挺好，还教我练气功。”多年后在养老院，他这样回忆。“你们不知道，监狱里打篮球的比外面多，晚间还看得到电视新闻。”他的形容带着难以掩饰的满足。

不过，狱友最初并不客气。年轻人在集训场高喊口号，他跟不上节奏，被喝责“拖后腿”。几次集合迟到，他挨了处罚：记录扣分、减少放风时间。可越到后期，大家越对他多了同情。一个二十出头的服刑小伙曾悄声对他说：“大爷，等你出去了，别再干傻事。”老人只是苦笑。

2010年9月，付达信刑满释放。监狱门口，民警递上路费，他握着对方的手：“真的谢谢你们。”踏出铁门的那刻，阳光刺眼，他竟怔在原地，似乎不知道往哪走。县民政部门已提前与村委会沟通，为他申请了“特困人员供养”名额，每月补助加至450元。侄子把他接回家，让他在自家后院的空房间暂住。虽然床铺简陋，但有屋顶，有热饭，比当年的泥屋子好太多。

这一年冬天，祁东县气温罕见跌破零下八度。侄媳妇添置电热毯，付达信却拉着侄子小声嘱咐：“别浪费电，用热水袋就行。”侄子转身给他拧好水瓶，心里五味杂陈。乡亲里对老人的抢劫一事褒贬不一，有人说他自毁晚节，也有人说老无所依的悲哀逼得他无路可退。村支书在会上提出，要对鳏寡老人进行走访，摸清底数，再争取县里的集中供养资金。

同年腊月，县里一家敬老院新楼竣工，60张床位分配完毕后，院长硬是挤出角落一张给付达信。他住进去后，生活总算安稳：一天三餐，不再担心荒年或大病。偶有探访者问起“监狱和敬老院哪个好”，他呵呵一笑：“差不多，都有人管饭。不过这里自由多咧，想晒太阳就晒太阳。”

有意思的是，老人并不为自己的犯罪行为辩解，也不后悔。“那时候我真没别的法子。”他承认抢劫犯法，但在利益和生存本能面前，他选择冒险。回头再看，倘若当年社会救助网络更密、敬老院床位更足，他或许不会走到火车站那一步。

祁东县民政局在2011年的年终报告中特别提到此案，作为老年救助工作的警示案例。报告指出：边缘贫困老人一旦缺乏支持，极端行为就会冒头。随后两年，县里新建三处农村幸福院，并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再调高。政策能解决大多数现实困难，却难以抚平每个人的心结。付达信依旧时常怀念监狱里的老伙伴，好像那是他晚年仅存的友情纽带。

2016年夏，他因慢阻肺住院。病房里，一位年轻护士打趣：“大爷，您以前是坐过牢吧？”老人点头：“进去是想吃口饭，可里面伙食也不是顿顿鲍鱼。”身旁病友大笑。那一瞬，他自己也觉得荒唐，却无力改变当初的选择。

从1939年出生到如今八十余岁，付达信的人生裹挟着战乱、饥荒、城市化浪潮、社会救助体系的不断完善。任何一个节点稍有不同，结局可能改写。对他来说，犯罪并非追逐私利，而是一次绝望的求生手段。法律审判了他的行为，社会也在反思：如何让老人不必把囚服当作“晚年保险”。

如今的祁东街头，常能见到社区志愿者为高龄老人量血压、送药品。没人知道，那些灰色背影里，是否还有人暗暗盘算用非法之路换取三餐。付达信的故事，或许能成为一面镜子——它提醒人们，老年保障不仅是数字上的拨款，也关乎一口热饭、一张床位、几句体面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