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65年沙俄边境流亡者的憔悴身影,到1910年北洋新军操练的昂扬姿态,十余张老照片串联起晚清四十余年的风雨变迁,共同拼凑出一个王朝落幕前的多元图景,映照着大变革时代里,中国社会从庙堂到民间、从边疆到内地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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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1865年沙俄方面拍摄的流亡至沙俄边境的清朝百姓群像,画面共6位清朝人,有站有坐——3人疲惫地席地而坐(其中一人手攥着赶路用的长杆),3人倚着行李站立,神情皆显憔悴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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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着清末底层百姓的粗布短褂与长裤,衣料破旧起皱,部分人留着清朝标志性的发辫(其中一位站者的辫发清晰可见),另有几人发型凌乱,显是流亡途中无暇打理。众人身上、身旁堆满简陋行囊,照片左下角有俄文标注“В.В. ЛАНИНЬ”,应为沙俄拍摄者或记录地点的标识,侧面印证这是俄方视角下的流亡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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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光绪十年(1884年)新就任的总理衙门大臣合影,六位大臣身着清代官服,端坐于传统宅邸的庭院前,身后簇拥着属员,身后的雕花门楣、太湖石透着晚清官僚府邸的规制,此时正是“甲申易枢”后,慈禧太后调整中枢机构,这六位是新组建的总理衙门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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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光绪十年),慈禧借中法战争战局不利,发动“甲申易枢”,罢免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原军机处、总理衙门班底,改组总理衙门,图中六位正是新任命的大臣,庆亲王奕劻(前排居中),这是他首次进入中枢机构,此后逐渐成为晚清宗室重臣;其余五位(张荫桓、廖寿恒、许庚身、徐用仪、孙毓汶)多为熟悉洋务、外交事务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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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00年代天津的一张摆拍合影,由驻津法国兵拍摄,照片中两位身着军装的法国兵坐于前排,一人手持烟斗、姿态松弛,尽显征服者的随意;后排及两侧的三位中国女性身着素色长褂,肢体姿态拘谨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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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09年美国地质学家托马斯·张伯林与其子罗林考察中国时,在四川遂宁蓬溪县槐花镇记录下的集市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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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瓦覆顶、旧木板拼贴的墙面透着质朴,村头老槐树下的夯实土路成了集市场地,数十位裹着头巾、身着粗布短褂村民聚在此处,有人站着低声交谈,有人蹲地歇脚,几位村民围聚的摊位旁,能看到几只幼小猪仔的小巧身影,正是农户待售的家畜;摊位边堆着简易器具,把乡村集市的生活气息拉得格外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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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室内肖像照,主角是晚清官员张荫棠,他端坐在一把简约的西式木椅上,身形挺直却不失松弛,左手搭在圆形矮几边缘,右手轻放于膝头,面容清瘦,唇上八字胡、颔下短须的样式是清代官员的典型装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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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棠是晚清最后一任驻美公使,同时以“查办藏事大臣”身份赴藏,在藏期间,他弹劾贪腐的驻藏大臣有泰,大力整顿西藏吏治;同时推行新政——筹备近代学堂、开设医院、整顿财税体系,试图强化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抵御英国对西藏的渗透,其改革被称为“张荫棠治藏”,是晚清维护西藏主权的重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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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记录1910年北洋陆军训练的照片,还原了清末近代化新军的日常训练风貌。
训练地点是军营外围的开阔沙质平地,后面可见连绵的低矮山丘,山丘前矗立着一栋多层近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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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名士兵正进行队列行进训练,动作呈现同步的迈步姿态,左腿前伸、右腿蹬地,身体微微前倾,双手握持步枪抵于肩侧,阵型虽未完全严丝合缝,但已显露出西式操典的规整性;左侧边缘有一名士兵动作幅度稍大,疑似队列标兵。
这支部队脱胎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是清末最早全面效仿德、日军事制度的近代化军队,1910年代初已发展为“北洋六镇”(清末陆军的核心主力,约7万兵力),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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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晚清阳江地区的官员家庭合影,中间的孩童是右侧武官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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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者美国医生威廉·赫维·多布森回忆,这个小女孩曾因一次吃下五磅猪肉引发严重不适,最终在阳江福曼纪念医院被多布森医生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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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05年连州教案后,当地清政府官员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人员的联合调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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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连州教案是晚清严重的传教士遇袭事件之一,当地民众与传教士冲突中,包括医疗传教士马赫(Machle)的妻女在内共5人遇害。事件发生后,清政府为平息美国方面的抗议,令当地官员与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人员联合调查——这张合影正是调查期间的会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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