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科举与清代八股：一场关于人才命运的千年实验

引言：公元1637年，徐霞客在云南腾冲考察火山地貌时，随身携带的除了地质工具，还有一本手抄的《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

这位终身未第的旅行家不会想到，他的“不务正业”恰恰折射出晚明科举的独特魅力——即便未能金榜题名，士子们依然能在经世致用的氛围中绽放才华。而同一时期的欧洲，伽利略正在帕多瓦大学讲授几何学，莎士比亚的戏剧风靡伦敦剧场。当东西方文明都在经历变革时，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一、晚明的“人才熔炉”：当科举遇见经世致用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北京贡院，考生们在试卷上挥洒笔墨。

晚明的科举题目多为围绕实事开展

主考官张位出的策论题目是：“西北边患日亟，何以筹边？”来自福建的考生徐光启，在答卷中提出“火器练兵”“屯田实边”等十二条对策，其中“引进红夷大炮”的建议后来被辽东战场采纳。这位后来的“中西会通第一人”，正是晚明科举培育的复合型人才的缩影。

晚明科举的独特性在于其“实用主义转向”。

据《明实录》统计，万历朝会试策论题中，涉及边防、水利、赋税等实务问题的占比高达68%。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的殿试，考题直指“钱法之弊”，要求考生设计“一条鞭法”的具体实施方案。这种“问题导向”的考核方式，催生了一批像海瑞这样的“行动派”官僚——他在淳安知县任上推行“均徭法”，将力役折银征收，减轻了百姓负担。

海瑞

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更为科举注入活力。

王阳明在山东乡试策问中，鼓励考生探讨“格物致知”的新解。这种开放态度使得泰州学派的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李贽主张“童心说”，这些思想火花通过科举考场得以传播。

据《明儒学案》记载，晚明心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中，72%具有科举功名，形成了"士大夫讲学"的独特景观。

二、清代的“思想牢笼”：八股文如何扼杀创造力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苏州考生李毓昌在参加顺天乡试时，面对“子曰：学而时习之”的题目，必须在800字的篇幅内完成破题、承题、起讲等固定程式。

清代八股取士

这种被称为“八股文”的文体，要求每个段落都必须使用特定的对仗句式，连“起股”部分的字数都有严格限制。当西方数学家莱布尼茨正在研究二进制时，中国的读书人却在为“之乎者也”的排列组合耗尽心力。

清代科举的僵化首先体现在思想控制上。

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颁布《科场条例》，明确规定“非朱子之传义弗道”，将程朱理学定为唯一标准答案。康熙皇帝亲自编纂《御纂朱子全书》，要求所有考生必须熟读背诵。

这种“思想格式化”导致知识分子沦为“两脚书橱”，正如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所叹：“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考试内容的异化更为致命。

科举沦为文字游戏

乾隆九年（1744年），礼部奏准“乡会试第二场增试五言八韵诗”，使科举彻底沦为文字游戏。

据《清稗类钞》记载，某考生在考场上因过度紧张，将“昧昧我思之”写成“妹妹我思之”，闹出大笑话。

这种脱离实际的考核方式，培养出大批“纸上谈兵”的庸才。鸦片战争期间，清军将领杨芳用马桶阵对抗英军炮舰，正是这种教育失败的集中体现。

三、制度比较：两种选拔模式的命运分野

晚明与清代科举的根本差异在于制度弹性。

李时珍

晚明允许“特奏名”制度，为有特殊才能者开辟绿色通道。徐霞客虽未中举，但通过“监生”身份获得游历考察的资格；李时珍三次乡试落第后，凭借医术进入太医院。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机制，使得晚明涌现出徐光启、宋应星、李时珍等跨领域大师。

据《明代名人传》统计，晚明科技著作作者中，83%具有科举经历。

清代的“捐纳制度”则加速了人才选拔的堕落。

清代买官行为：捐纳制度

乾隆朝捐官收入占财政收入的12%，嘉庆朝甚至达到20%。

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道光年间，全国捐官人数超过科举录取人数的三倍。

这种“金钱换功名”的现象，导致官场充斥着“捐班出身”的庸碌之辈。鸦片战争中的奕山、耆英等主和派官员，多数都是通过捐纳获得职位的。

社会流动性的对比更具说服力。

何炳棣在《明清社会史论》中指出，晚明进士中三代无功名的平民占比达37%，而清代这一比例降至20%。晚明商人子弟通过科举入仕的比例高达15%，清代则不足5%。这种阶层固化的加剧，使得清代失去了最具活力的创新群体。当徽商子弟忙着捐官买爵时，晚明的晋商已经开始投资海外贸易。

四、历史的镜鉴：人才选拔的永恒命题

人才选拔的实用性

站在21世纪的今天回望，晚明与清代的科举实践揭示了一个永恒真理：人才选拔制度必须与时代需求同频共振。晚明的成功在于其保持了制度的开放性和实用性，将科举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清代的失败则源于思想禁锢和内容僵化，使选拔机制沦为维护统治的工具。

当代教育改革中的“核心素养”理念，与晚明科举的“经世致用”精神遥相呼应。芬兰教育体系强调跨学科能力培养，新加坡推行“少教多学”的教学模式，这些探索本质上都是对“实用主义教育”的回归。当我们讨论“双减政策”时，或许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真正的人才不是考试机器，而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者。

双减政策的实行也是为了更好选拔人才

五、历史感想：从徐霞客的游记到今天的科技创新，中华民族从未停止对人才培养的探索

不过晚明科举的遗产提醒我们：制度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教育的真谛在于激发潜能。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唯有打破思维定式，建立开放包容的人才选拔体系，才能让更多“徐霞客”、“徐光启”脱颖而出，续写中华民族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