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年陕西省委书记找到曾志：毛主席给你两个选择，回京还是留西安

1973年2月的一天清晨，西安南郊的临潼干休所刚刚响起起床号，门卫室的电话铃就急促地响个不停。值班员拿起电话，只听那头简短一句：“麻烦通知一下曾志同志，省委李瑞山书记下午要见她。”值班员一愣，立刻骑车冲进院子。这个看似普通的电话，牵出了一段跌宕四年的曲折经历。

时间拨回1969年末。曾志被安排到粤北山区“锻炼”，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红薯稀饭。大年三十的夜里，乡亲们围着篝火打糍粑，她脱下军靴，卷起裤管，跟着村民下田挑泥，一干就是一夜。有人劝她歇歇，她摆摆手：“身体跟不上思想，可就丢人了。”粤北潮湿炎热，劳作强度极高，再加上年纪不小，她的风湿病一次次发作。坚持到春耕结束，她才悄悄写信给周恩来和邓颖超，提议调到北方工作，理由只有一句：南方湿气重，怕病根拖垮革命劲头。

信很快得到批复，她被安置到陕西临潼干休所。“老区、干净、气候干燥”，三个关键词让她十分满意。到所里第一件事，不是找人聊天，而是拿起铁锹把屋前鹅卵石一点点挖掉，换上黄土，再挑粪做肥，种下十多株果树。三个月后，院子里桃红柳绿，同行的老同志佩服得直摇头：“在部队打仗狠，种花也这么拼！”

环境舒心，手续却麻烦。工资、医药、供给、党组织关系散落在北京、广州、兰州军区和干休所四个部门，每次报销都得来回寄文件，折腾得人头大。1972年冬，她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先交代工作，再分析现实困难，末尾附上一句话：“敬请主席裁决是否允许重归军队序列，便于归口管理。”写完，她把信放进牛皮纸袋，贴好八分邮票，投进西安城墙根下一只暗红邮筒，说完一句“成与不成听天由命”，转身就走。

信寄出后整整三个月毫无音讯。干休所的生活表面平静，暗地里却弥漫等待的焦灼。就在这时，陕西省委的电话来了。下午两点，省委办公厅小会议室。李瑞山端着搪瓷缸，拉开话头：“毛主席看了你的信，批示只有一句话：’曾志可以自主选择，愿留西安则省里安排工作，愿回北京就调回。’你怎么想？”曾志沉默片刻，回答干脆：“回北京。”李瑞山点头：“好的，我立刻上报中央组织部。”

三月八日黄昏，西安站汽笛悠长，曾志带着简单行李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同行的子女问她是否留恋西安，她说：“西安好，但组织关系理顺更要紧，人不能被手续绊住。”话音不高，却透着老党员的实际与果断。

到北京后，汪东兴接见她，直接说明待遇：“组织决定，你离休，中组部供养，不再分配具体岗位。”曾志没有推辞，只提出一个要求：能否就近给老同志们跑跑腿，帮忙协调医药？汪东兴爽快同意。“离休不等于闲着，能做多少做多少。”曾志转身出门，衣襟被北风吹得猎猎作响，脚步却格外稳。

房子还在修，她临时住进万寿路招待所。那段时间，叶飞、江渭清、江华等老战友也住在同一栋楼。走廊里常能听见爽朗的招呼声：“老江，昨儿个象棋战况如何？”这种半是玩笑半是惦念的问候，让岁月的灰尘掩不住战友情谊。值得一提的是，曾志依旧没改掉“好折腾”的习惯。为了帮住在隔壁的叶飞解决高血压饮食，她跑到总后勤部要来无盐饼干，又从积水潭医院借来一台血压计，死盯着叶飞每天记录数据。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召开，曾志被推举为人大常委。她在会议间隙见到周恩来，总理打量了她几秒，语气温和：“身体还吃得消吗？”曾志答一句：“大夫说比两年前强多了。”当晚她在日记里写道：总理劳累成这样，还记得我的病，惭愧。

然而，1976年的噩耗接踵而至。广播里传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的消息，招待所的走廊忽然安静下来，连翻报纸的声响都显得刺耳。曾志遵照当时的安排，低调参加追悼活动。她在吊唁簿上写下八个字：“信仰在，脚步不停。”写完把钢笔合上，抬头示意工作人员可以收走，没有多说一句。

进入八十年代，她仍然每天两点一线：上午到中组部老干部局办事，下午到协和医院陪几位老同志看病。有人调侃她“闲不住的离休干部”，她笑答：“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在坑里也得把萝卜擦亮。”这种半口语半俏皮的自嘲，在严谨作风外多了几分真性情。

1998年6月21日晚，病榻前的心电图骤然拉平，87岁的曾志一生戛然而止。整理遗物时，同事在她床头柜发现那封1972年写给毛主席的信复印件，纸张已微黄，字迹仍硬朗。扉页上她用铅笔补了几行小字：“组织需要便是方向，个人进退皆为小事。”

回望曾志的轨迹，四个字或许最恰当：有棱有角。她能在泥水中弯腰，也敢在关键时刻挺身；能躬身菜畦，也能端坐人民大会堂。 毛主席当年只给出“回京还是留西安”两个选项，却没限定她的精神半径。选项之外，留下的是一种不事张扬、却始终向前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