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尼郊外的清晨总带着一种浸入骨髓的湿冷。森林边缘,雾气缠绕着云杉的枝干,缓缓蠕动。探长沙茨曼站在那里,脚下是吸饱了夜露的枯叶与松针,绵软而无声。他面前,侦探施密特的躯体已经僵硬,晨光费力地穿透浓雾,只照亮了他半边苍白的脸。沙茨曼沉默地看着,眼神里没有初见的震惊,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近乎疲惫的了然。他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凶案,这是一声从漫长时光尽头传来的、迟到的回响。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将故事铺陈在这阴郁的底色上,仿佛所有人物从登场之初,便已走在一条被命运拧紧的轨道上,他们所思所行的每一分偏离,最终都恰恰构成了那个预定结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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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故事最令人不安的张力,来源于“审判者”与“行刑者”那模糊不清的边界。探长沙茨曼,这位以法律为信念的老侦探,耗费数十年光阴追踪着宿敌加斯特曼。然而,当最终时刻临近,他却并未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法庭的庄严审判。相反,他精心布设了一个局面,引导着年轻而正直的同事贝尔拉赫去发掘线索,甚至默许了新的悲剧作为催化剂,最终假他人之力清算了这笔旧债。此刻,沙茨曼微妙地偏移了自己的位置:他仍是秩序的守护者,却亲自在秩序之墙上凿开了一个口子;他执着于正义的结果,却放任过程沾染了私欲与算计的阴影。
当用以实现正义的体系本身力有不逮时,那最渴望正义的人,是否会率先背过身去,从工具箱里捡起那柄名为“不择手段”的锈蚀榔头?
而加斯特曼,这个仿佛象征着纯粹邪恶的角色,他是一面映照社会暗面的黑镜。他风度翩翩,头脑敏锐,其罪行累累。他并非游离于秩序之外的破坏者,而是另一种“秩序”的化身,一种凭借智力、资本与冷血构建的、寄生在文明肌体之上的暗黑法则。他与沙茨曼的角力,因而超越了简单的正邪对立,演变为两种不同规则系统的碰撞:一种是明文书写、程序至上却时有盲区的社会契约;另一种是心照不宣、弱肉强食的丛林逻辑。沙茨曼最后采取的、游走于法律边缘的方式,像一记闷拳,打在庞大法律体系那有时运转不灵的关节上。这迫使读者不得不面对一个苦涩的疑问:如果那台宣称能带来公义的机器,对某些深嵌在齿轮间的污垢束手无策,人们除了报以一声绝望的叹息,是否只能转而寻求那些古老而危险的工具?
年轻警官贝尔拉赫则象征着另一种可能,尽管这希望本身也布满裂痕。他代表对程序与证据的信仰,代表着法律本该有的清晰面目。他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成为沙茨曼棋局中关键的一枚棋子,一颗怀抱理想却被用以实现复杂目的的纯粹心灵。他的存在,照亮了行动伦理中那片巨大的灰色地带:沙茨曼以结果论,达成了实质性的惩恶,却玷污了程序的圣洁;贝尔拉赫以过程论,恪守了每一项规定,却可能无意中助推了悲剧,并未必能触及罪恶的核心。迪伦马特没有给出简单的评判,他只是将这道深深的沟壑指给我们看。当贝尔拉赫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窥见真相的碎片时,他所要面对的,将是整个信念世界的剧烈摇晃与艰难重建。
贯穿故事的,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宿命感与世界的荒诞。沙茨曼与加斯特曼数十年的纠葛,早已褪去了单纯的法律追逃色彩,发酵成一场私人性质的、耗尽生命的对峙。罪行发生在伯尔尼这座看似整洁、理性、井然有序的城市边缘,更凸显出一种讽刺,在最文明的表象之下,最原始的人性角逐从未止息。那些法典、警徽、社交礼仪,所有这些现代文明的华丽外衣,在面临根植于人性深处的执着与仇恨时,常常显得如此不堪一击。迪伦马特仿佛在问:我们赖以组织社会的理性框架,当真足以容纳或化解人性中那些非理性的、黑暗的激流吗?
通往正义的道路并非一条光明笔直、界限分明的坦途,而更像在昏暗的迷宫中摸索。行路者往往因看得见目标的急切,而踏污了脚下的路径,从光明的追寻者,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另一片阴影的投下者。它提醒我们,需以最大的审慎,看待那些为崇高目的而开脱的非常手段,警惕自己内心那可能悄然越界的冲动。文明的脆弱与珍贵,或许并不在于它能以多么雷霆万钧的力量扫清显而易见的“恶”,而在于它能否在认识到自身系统永远存在缺陷、人性永远存在幽暗的前提下,依然固执地维护那套看似繁冗、有时低效的程序与规则。因为,一旦我们亲手折断了那把度量是非的尺,无论理由多么正当,我们都将失却立足的根基,堕入一片唯力量与结果至上的虚无荒野。在漫长的时光里,修补那艘缓慢而破旧的正义之舟,本身就需要一种比破坏更坚韧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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