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的一天夜半,北京护国寺街的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纸灰味。隔壁张师傅推开窗户,瞧见邻墙角一小片暗红火星一闪即灭,瘸着腿的李家琪抱着铁皮桶,低头吹灰。张师傅嘟囔一句:“大冷天烧啥呢?”这句疑问,后来成了举报信的第一行。
李家琪在大耳胡同混得极好。那年月彩电稀罕,他家却摆着一台21英寸的彩色机,一到周末便把街坊请进去看戏曲。“来,都来坐!”他笑眯眯递瓜子,腿伤严重,拄着拐杖仍跑前跑后。邻居们图个热闹,都说老李心眼好。可有意思的是,所有人只知道他腿有旧伤,却没人真见他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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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近人心的不止电视机。每逢节日,他总掏钱给孩子们买糖;哪户家灯泡坏了,他拄拐也要爬上凳子帮忙换。人情一铺开,街巷里几乎没人提他灰扑扑的过去:1947年潜入解放区失败被俘、1950年被判十五年、因腿伤留在青海劳改农场,1979年以“医治残疾”名义回京。档案夹上这些字迹,在公安分局的抽屉里蒙了灰,却没彻底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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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师傅的疑虑在加深。白天,李家琪拄拐在西城各机关附近闲逛;夜里,他总拉紧窗帘,再点起那只小火桶。有时半导体收音机传来嘈杂电流声,他猛地记下几行符号。张师傅越想越怪,索性写了匿名信:“此人夜烧可疑物,与港客来往频繁,请查。”信件送至宣武分局,同年5月转到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档案抽屉被拉开,李家琪的名字赫然在列。
追踪一直持续。1981年春节后,李相材第二次进京,带来彩电一台、奖金五千、密信一封。北京站广场他们握手时,远处两名便衣按下快门。密信中标注:提高李家琪生活补贴至月一千,自编号25607。情报价值越滚越大,风险也在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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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17日,新任交通员蔡苹抵京。按照约定,她把密信和四千元经费交给李家琪。密信宣布:设立“北平站”,下设三个行动组,必要时配无线电台。李家琪兴奋得一夜无眠,翌日把信投进炉火,化作灰烬。可院外两名侦察员已记录下她的到访时间。
1月22日,蔡苹乘车赴机场,中途被截获。两小时后,警方带着搜查证敲开大耳胡同的木门。李家琪正把一本小册子塞进炉里。民警一把夺过,只见扉页赫然空白,中间密密麻麻记录着“行动组成员、经费分配、情报口标”。李家琪长叹:“你们早就盯上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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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0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李家琪——反革命间谍罪、反革命投敌叛变罪,判处无期徒刑;蔡苹同案,判刑十五年;仇云妹严重失职,另案处理。宣判后,护国寺街再没人闻到半夜的纸灰味,只剩一堵被烟火熏黑的墙角,悄无声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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