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周作人给周总理写信请求工作，上报毛主席痛快说了八个字

1949年9月的一天傍晚，北京城西北开始起风，八道湾老宅的院墙映出瘦削的身影——周作人刚从邮局回来，袖中揣着那封写给周恩来的求职信。拖着旧皮箱从上海折返，他已经计算过所有可能：留在大陆才有一线生机，可要谋个差事并不容易。这封信，成了最后一张牌。

抗战时期的斑斑记录并未褪色。天津《大公报》档案里依旧躺着他的演讲稿，洋洋洒洒替“东亚共荣”唱赞歌，名字下方鲜红的“文化汉奸”戳印刺眼得很。周作人自己也清楚，这顶帽子摘不掉，只能赌新政权或许念旧情。信里他写得简短：“懂希腊文，可从事翻译，盼安排工作。”落款用的仍是熟悉的“启明”。

周恩来收到信后皱了一下眉。五四时他与周氏兄弟打过交道，大学生年代的记忆还在，但标签就是标签，处理需谨慎。他把信连同情况提要送到香山。毛泽东拿起眼镜，快速扫过几行字，略一思索，放下文件：“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前后不过半分钟，八个字定调，旁人连劝说的时间都没用上。

命令传回北京，周作人被通知到文化部“谈谈”。那天，他穿着已经泛白的中山装，比在北平沦陷时要消瘦，语速却仍慢条斯理。“周先生，政府可以提供稿费，但先要您把过去的事讲明。”负责接待的干部话音刚落，周作人点点头，没有辩解，只给出一句，“都写在判词里，翻出来即可。”他明白，翻旧账意义不大，眼下找饭碗才是要紧。

有意思的是，档案室同日收到另一批材料——蒋介石时代的审判卷宗。对照之下，可以确定周作人确实未直接参与军事迫害。新政权最看重的是“有没有血债”。这条界线替他留下一丝空间。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事表上便多了一个“特约翻译”，月生活费四百元。这个数字让不少北大老教授咋舌：自己也不过三百多，“文化汉奸竟混得比咱好”成了茶余闲谈。

翻译工作从古希腊神话起步，荷马、赫西俄德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书架。不得不说，周作人的希腊语功底在国内确实难觅对手，他把语感和闲适笔调掺杂在一起，译稿流畅却带着显眼的旧文人习气，编辑偶尔皱眉也没办法——没人能迅速替换他。稿费一笔笔到账，他开始偿还在上海积欠的债，还给三个子女寄去学费。看似风平浪静，暗处的议论却没停过。

1952年肃反运动展开，文化部专门小组找到他，要求写自我检查。桌上摆着厚纸，他握笔良久才落第一行字：自己最大的错误在于“软弱”，而非“阴险”。这句辩白显然站不住脚，但检查上交后，他没有被追加处分，只是再次调低了生活补贴。有人说这是毛泽东当年那八个字的保护伞，还真不好反驳。

进入六十年代，出版系统对翻译的需求更旺，周作人继续接单，日本近代随笔、古希腊悲剧轮番上阵。他在家中客厅放一张折叠床，白天校对、夜里伏案，稿纸堆成了小山。偶尔访客对他说“先生如今还算安逸”，他摆手，“安逸谈不上，能自给就不错。”简单一句，背后却是现实的算计：只要手里有稿酬，家就能维系。

1965年前后形势急转。出版社下达指令，停发高额预支，原本每月四百元的生活费直接腰斩。周作人顿时捉襟见肘。一位好友探望，见他午饭只喝玉米面糊，旁边摆着几块臭豆腐，忍不住劝一句，“老先生，卖几件鲁迅遗物也好过这般。”周作人沉默，随后轻声回绝：“那是他留下的影子，我没这个脸。”房间一时显得压抑。

同年冬天，牙疾加重，医生开出治疗清单，费用对他而言是不小的数字。他试图向香港《大公报》投寄散文，赚点外汇补窟窿。投稿信附带一句玩笑：“稿酬不要拖，一拖就成了药钱。”编辑会心一笑，这篇杂文后来照付百元港币，勉强解决当下燃眉。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汉奸”身份的争议始终伴随他。北京师范大学的年轻教师搜集资料，准备写汉奸史，几次上门采访，总被回绝。到了第四次，周作人才丢下一句话：“材料多得是，不差我这桩。”语气里带着难以言说的疲惫。也有人认为，他拒绝采访只是害怕“再次定性”。观点各异，真假莫辨。

1969年冬，周作人在北医三院病房里留下最后一段口述：“年轻时求名求利，老来只求一碗热粥。幸好那封信寄了出去，不然早已饿死路旁。”护士听后没多言，只轻轻替他掖好被角。翌年五月，病情恶化，终告离世。官方讣告仅一句，“周作人，翻译工作者”。这份极简的评价，与那年香山八字批示遥相呼应——养得起，也用得上，其余不必赘述。

历史不会因为个人意愿而删改，但也并非只剩黑白。周作人从“教育督办”到“特约翻译”，跌宕之间，可以窥见新中国处理知识分子与旧势力的弹性策略：留人、用人、驯人，三步并存。遗憾的是，他没能在晚年完成那部希腊悲剧译注全集，手稿散佚数卷。假如当年再多几年时间，或许读者能看到更完整的荷马诗篇中文本。事实却如此——人生没有假设，只有冷冰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