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周总理宴请溥仪，指着家乡米饭问：不知合不合‘皇上’的口味

1959年12月的北京城已见寒意，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却灯火明亮。新近获特赦的十一名战犯刚刚抵达，下榻的客房里弥漫着淡淡桂花茶香。周恩来走进来，慢声一句：“路上辛苦，各位先坐。”溥仪低着头，小步向前，神情比北风更僵硬。

这位末代皇帝自1945年从日本关东军手中被苏军带走，到1950年夏被押回国，生活完全颠覆。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门匾对他而言像一堵厚墙，墙后是陌生的时代，也是重新做人的起点。改造学习的五个寒暑里，他第一次为自己的饭碗流汗，也第一次在日记里写下“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候补生”。

变化源自更早的决策。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向东北野战军发出“妥善保护”电令，一句看似平常的提醒，折射的是新政权对待旧人物的态度——改造，而非清算。

1949年秋，毛泽东赴莫斯科前特意向苏方提出引渡请求，名单里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溥仪。1950年3月，返程途中毛泽东在长春参观伪满皇宫，面对剥落的金漆，他只说了一句：“旧制度逃不掉新历史的判决。”随后引渡工作全面展开。

抚顺的日子里，管理所依照中央指示给溥仪配备眼镜、棉衣，还允许与亲属通信。他身体孱弱，学习却极投入，从《三民主义》到《联共党史》都做过摘抄。教员笑称：“这位学生最怕考试不过关。”改造小组每周晚上开碰头会，他常主动发言：“旧皇帝先检讨。”

1956年春，溥仪的七叔载涛获准第一次探监。临行前，毛泽东叮嘱：“去看看，他是亲人，也是病人。”载涛回京后把情形详细汇报，周恩来听完只说：“药到七分，再添三分情理。”同年夏，载涛受邀出席一次军内招待会，毛泽东握手时打趣：“将军书卷气太重，像读经书多过打仗。”气氛一下轻松。

特赦提上日程是在1959年国庆筹备会上。毛泽东语气平淡，却句句掷地：“要赦，先赦皇帝，共产党办得到。”最高法院文件下达那一刻，溥仪在俱乐部大厅双手抖得接不住纸。后来他说：“那纸张比金銮殿的圣旨沉得多。”

十天后，北京接见。溥仪仍习惯性自责：“我曾是地主阶级的头子……”周恩来摆手：“检讨写在书里，嘴里该说点别的。回忆录继续写，字要站得住。”一句轻描淡写，却给了溥仪继续书写《我的前半生》的底气。

1960年元月，政协礼堂的圆桌旁坐满爱新觉罗家族。周恩来指着旁边的溥仪，对载涛说：“辈分摆一边，平着坐。”接着又问：“以后干点什么？”溥仪脱口：“当大夫。”周恩来失笑：“改药方可以，动手术要人命。”随后建议去植物园实习，“接地气，学植物，也学社会。”

1961年除夕，紫糯米饭端上桌。周恩来用勺子挑起一小团，递过来：“淮安米，不知合不合‘皇上’口味？”一句玩笑，让桌上一阵大笑。那晚的客厅没有龙椅，只有茶炊的雾气。

宴席间，周恩来让溥仪讲点宫里掌故。溥仪想了想，说起慈禧大寿拖延战报的往事。刚说完，周恩来顺势递上一个北方“饺子笑话”：“今天只有饺子，后面没菜。”众人听懂暗示，再次哄堂。

1962年初，中南海颐年堂又来客人。章士钊等四位湖南老乡被邀“陪客”。毛泽东斟茶，自嘲一句：“他曾是我顶头上司。”寒意顿消。席间毛泽东点评《我的前半生》：“别把自己写得太坏，像忏悔录。”并提醒婚事要慎重。两年之后，溥仪与护士李淑贤登记，这道提醒终于落地。

1964年春节座谈，毛泽东提到溥仪生活费只有一百八十多元时，随口对章士钊说：“我稿费多，拿点给他，别让皇帝开空瓢。”消息传到北京医院病房，溥仪摇头：“主席好意领了，钱不能收。”

1967年10月，61岁的溥仪病重。深夜，他拉着溥杰衣袖断续地说：“真想再见主席、总理一面……”第二天凌晨，呼吸停止。周恩来闻讯，立即派人慰问，并给骨灰安放提出三个方案，让家属自选。最终，八宝山人民公墓成为末代皇帝的归宿。

从“罪犯编号”到“普通公民”，溥仪的轨迹折射出新中国处置历史遗留问题的一条清晰逻辑：阶级制度必须翻篇，人格尊严可以保存。宽大不是纵容，而是争取人心；改造不是口号，而要在紫糯米饭、饺子笑话乃至稿费细节里落实。溥仪临终的那句“我终于能够作为真正的人而离开”背后，是一整套政策、一群人、二十多年的细致铺垫。不得不说，在那段波澜激荡的年代，这样的胸襟与耐心，尤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