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人这么大胆连放八次火？老刑警亲历的1974年原阳“八次纵火案”

1974年11月15日19时左右，河南省新乡地区原阳县葛庄公社杨庄大队（今新乡市平原新区祝楼乡杨庄村）第三生产队堆场的豆秸堆突然起火，经群众奋力扑灭，但是有100多斤豆秸被烧毁。

老照片：堆场

1974年11月15日20时左右，杨庄大队第四生产队堆场的豆秸堆又突发火灾，虽经群众奋力灭火，但有200多斤豆秸被烧毁。

1974年11月16日19时左右，杨庄大队第三生产队堆在饲养室门前的玉米杆堆着火，约300斤玉米杆被烧毁。

短短两天就发生了三次火灾，显然是人为在纵火搞破坏，于是原阳县公安局派出三名民警前往杨庄大队开始调查纵火案。

老照片：三名骑自行车的民警

侦查员入村后，首先勘查了三起火灾的现场，但由于群众灭火时闹哄哄乱哄哄，导致现场被完全破坏，使得侦查员只在11.15火灾现场西南角的一片刚挖过的红薯地里发现了一趟向西往李滔庄大队（今属原阳县桥北乡李滔庄村）方向去的布鞋脚印。顺着这趟脚印继续追踪，中途又一棵枣树挡住去路，所以脚印向北绕个弯，枣树树枝的尖端折断，判断犯罪分子在作案后向李滔庄大队方向逃跑时经过这里，头部左侧被枣树树枝尖端划破。

因此，警方将最初的排查范围放在杨庄大队和李滔庄大队——

走访调查得知：杨庄大队三队的几个社员于1974年11月12日夜里将李滔庄大队社员卞光国负责饲养的一头大肥猪打死后偷运回来，在11月13日将猪肉加工后在大集上出售，但因为这头猪好巧不巧的有囊虫病，导致部分买回猪肉的群众食用后产生身体不适，于是买主们纷纷将未食用的猪肉退回杨庄大队三队并索要医药费和误工费，赔掉一笔钱的三队干部将火气撒在那几个偷猪回来的社员头上，而那几个社员则在11月15日拿着猪肉去找卞光国指责他不好好养猪，让猪生了病吃坏了人。

老照片：卖猪肉

卞光国为人老实，准备自认倒霉拿钱赔偿，但卞光国当电工的儿子卞卫东不干了，大骂那几个杨庄大队三队的社员不要脸，明明是他们偷猪在先现在反而倒打一耙，简直不是人。三队的那几个社员被这么一骂脸上挂不住，当即破防，和卞卫东动起了手，幸亏被人及时拉开才没酿成严重后果。

老照片：电工

这样看来，卞光国和卞卫东父子有纵火报复的作案动机，而且卞卫东是电工，性格偏激易怒，曾数次利用接电的机会对他实施报复，几乎造成接电家的火灾，因此卞卫东有纵火的作案手段。另外在走访中还得知，卞卫东于11月16日去县城开会，并不需要经过杨庄而那天他偏偏经过了杨庄，有可能是作案前的踩点。

因此，警方将卞光国和卞卫东父子列为重大嫌疑对象，并且在直接接触卞卫东的时候果然发现卞光国的脖子左侧确有一道划破伤痕。不过，卞光国否认是被枣树树枝尖端划破的，但到底是怎样划破的含糊其词，先说是在饲养室背草时被草叶划破的（部分草叶确实边缘锋利），又说是给生产队小学盖校舍时挂伤的，还说是背柴时划破的，反复更改的说法更加加重的侦查员对他的怀疑。

但是，当侦查员们在考虑是否收审卞光国父子时，1974年11月25日3时45分，杨庄大队第三生产队饲养室门前的饲草垛起火，距离11月16日那次火灾的着火点只有10米，因为扑救不及时，导致超过8000斤饲草化为乌有，以一斤饲草当年的单价0.15元计算，造成经济损失1200元。

而这次火灾百分之百不是卞光国放的，有多人可以证明当夜卞光国和卞卫东一起在饲养室看场，还有社员卞某某和王某某一同看场，从来没有离开过。但是第四次火灾现场也留下了和第三场火灾相同的布鞋鞋印，其步法、步幅也相同，可以认定是同一人所留。

另外在卞光国父子被审查期间，1974年12月19日18时30分，杨庄大队第四生产队场屋发生火灾，部分场屋被烧毁，损失折价220元。

这说明卞光国和卞卫东的嫌疑可以被排除。

在排除卞光国和卞卫东父子后，杨庄大队第三生产队又接连发生两次火灾：1975年1月12日18时，杨庄大队第三生产队场屋发生火灾，部分场屋被烧毁，损失折价305元。1975年2月12日晚，杨庄大队第三生产队社员司长清的果园发生火灾，一座看场用的草棚被焚毁，损失折价150元。

除了卞光国外，警方还怀疑过几个嫌疑对象，其中嫌疑最大的是杨庄大队社员卞光修和其次子卞庆臣，怀疑他们父子的理由有五条：

1、卞光修家距离五次火灾现场都不远，最远的不过100多米，最近的只有30米，而且12月19的那次火灾现场发现的脚印是往卞光修家方向跑的。

2、卞光修曾经在1970年因为盗窃、私刻公章和非法行医被杨庄大队审查了四十天，期间其次子卞庆臣每天来给卞光修送饭并表现出对大队干部仇恨。

3、三队社员在卞光修家附近起土，威胁了卞光修家房子的安全，因此卞光修家和杨庄大队三队有很深的矛盾。

4、时年18岁的卞庆臣从小调皮捣蛋，曾有偷盗和打架的行为，有作案前科。

5、11月25日的火灾发生后，卞光修的妻子听到有人跑进她家的院内。

不过，经过调查核实，1975年1月12日的火灾发生时，有人证明卞光修在家修自行车；2月12日的火灾发生时，不止一个社员证明卞庆臣在杨庄大队的代销点买灯泡，所以他们父子俩都没有作案时间，故而可以排除嫌疑。

供销社代销点

至此，警方排查出来的所有线索都被否定，侦破工作陷入僵局。

此时已经连续发生七次纵火，物质损失还是其次，关键是影响太过恶劣，尤其是后四次纵火还是公安局进入杨庄大队调查后发生的，以至于杨庄大队社员群众们看人民警察的眼神也从之前的满怀期盼变得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这是对人民公安的公然藐视，必须要出重拳！

连续的纵火也让杨庄大队的四个生产队的社员群众们人心惶惶，家距离草垛比较近的社员群众们纷纷找到大队干部，要求将草垛搬走，免得着火的时候殃及自己的房子。以至于三队和四队的干部们决定废弃老堆场，准备在1975年农历开年后开新场——

此次连环纵火案对杨庄大队的治安和生产秩序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惊动了原阳县县委，原阳县县委书记亲自来到原阳县公安局，要求限期破案。原阳县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即成立由局长亲自挂帅的专案组，重新组织侦破工作。

然而，当专案组还没从原阳县县城出发前往杨庄大队，第八次火灾发生了。1975年2月19日晚，杨庄大队第三生产队堆场的饲草垛发生火灾，由于当天风大，风助火势，导致整堆饲草垛全被点燃，超过7000斤饲草被烧成灰烬，造成经济损失将近1100元。

不过，有了之前几次火灾的经验，杨庄大队治保主任杨发富认为以前只顾灭火，忽视了对现场的保护，导致警方没有获得有价值的证据。所以在当天的火灾发生后，杨某某立即赶到火场，组织干部群众灭火的同时自己带着几个民兵迅速从起火点逐步向外扩展，观察搜索现场遗留的痕迹，结果发现了一趟明显的脚印。脚印是从火场向卞光修家方向走，于是杨发富带着民兵一边跟踪一边保护，一直追到了卞光修家的院子里，为了保护脚印不被大风破坏，杨发富和民兵用锅盖、瓦盆、铁锅等物把这些脚印一一盖了起来。

专案组进驻杨庄大队后，一面召集全大队的群众开会动员，将可能的怀疑对象调出家来，来个“调虎离山”；一面组织技术人员将杨发富同志保护下来的足印进行拍照和提取，经技术鉴定，这是一趟由较新的40码解放鞋留下的鞋印。

使用石膏倒模脚印的民警

有这份重要的物证在手，专案组将在杨庄大队干部的协助下在全大队范围内征集解放鞋，总共找到46双92只解放鞋，然后提取鞋印样本一一进行技术比对，比对的结果表明：杨发富同志竭尽全力保护下来的鞋印和卞光修长子卞庆军所穿的解放鞋鞋印完全相同。

时年20岁的卞庆军在之前的几次排摸时因为群众反映他缺心眼儿，脑子有病，也有群众说他过于老实，所以虽然看到卞庆军的额头左侧有一道划痕，但是前几次排摸都将他漏了过去，要不是这次掌握了确凿的足印证据，没有人会怀疑到平时看上去老实巴交的卞庆军头上。

但是，专案组认为卞庆军的脾气不具备放火的动机，因为他和卞光修的关系一般，对卞光修被审查无动于衷，在生产队中的口碑也不错——这也是为什么几次群众走访都没有一个人怀疑到他头上，所以专案组认为一定还有人在背后指使卞庆军。

询问卞庆军得知：他平时和弟弟卞庆臣关系最好，且住在一起，卞庆臣一直对他说父亲卞光修在1970年被大队审查四十天和三队挖土威胁自家的房子，并且好几次指使他去堆场放火烧秸秆和饲草。

难怪之前怀疑卞庆臣而一直找不到卞庆臣的放火证据，原来他一直都在指使他这个傻哥哥卞庆军放的火。

随即专案组拘审了卞庆臣，眼看卞庆军将他给“出卖”了，卞庆臣承认之前的八次纵火都是他指使卞庆军所为，以报杨庄大队审查其父四十天和三队挖土威胁其房子安全的心头之恨。

此案历经一百天终告破获，最终卞庆臣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卞庆军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