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杜鹏飞，中信建投还有两名投行员工被认定受贿罪判刑10年以上

杜鹏飞的舆论热度刚消，投行圈的风暴就又卷土重来，主角还是中信建投。

咱们先把时间拉回杜鹏飞事件本身。

12月初，齐齐哈尔龙沙区法院的一纸判决，直接把87年生的资深保荐代表人杜鹏飞钉在了耻辱柱上：有期徒刑10年2个月，罚金60万，违法所得全部没收。

这判决一出，国资券商的保代们全慌了神，倒不是因为涉案本身新鲜，而是这案子里的狠劲，实在超出了行业预期。

要知道，以前投行人员就算栽在利益输送上，大多也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量刑轻，比如广发证券那几位突击入股赚了4000多万，也才判了一两年。

但杜鹏飞不一样，他被直接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几个字的差别，直接把司法定性拉满，也给所有国资背景券商的从业者敲了记最响的警钟。

至于涉案细节啥的，局长在之前的文章中写的很清楚了，这里不再啰嗦，感兴趣的点击链接查看：炸锅！保代变 “国家工作人员”？中信建投保代杜鹏飞获刑十年，国资投行兄弟们全慌了

对于一审判决，杜鹏飞始终拒不认可，目前已正式提起上诉。

而这边杜鹏飞的上诉刚提，那边还没从“保代变国家工作人员”的震愕中缓过神的投行圈，又被一则消息惊出一身冷汗。

红星资本局独家爆料，杜鹏飞并非孤例，他还有两名同事，同样因受贿罪被判处十年以上刑期。

据红星资本局报道，2024年国家审计署审计时，除了杜鹏飞，还查出了另外两名中信建投投行人员的问题线索，这两人近期也已一审宣判，罪名同样是受贿罪，刑期都在10年以上。

不同的是，这两人的涉案项目并非振华新材，而是其他上市公司项目。

一家根正苗红的“汇金系”头部券商，三名投行骨干接连栽倒，全都因受贿罪被判十年以上大牢，这在金融圈实属罕见。

而这三起案子带来的市场震动，才刚刚拉开序幕。对所有国资投行从业者来说，接下来的执业逻辑得彻底推倒重想，这几个绕不开的问题，都要琢磨清楚。

第一，国资投行人员到底算啥身份？

法院认定杜鹏飞是国家工作人员，核心就两点：形式上，他从董事升执行总经理的职级，过了公司执委会甚至党委会的审批；实质上，他的保荐工作关乎国有金融资产安全和金融秩序，属于“从事公务”。

这意味着，只要是国资券商里靠类似流程任命、干着“保荐”性质活的骨干和中层以上人员，都可能被划进“国家工作人员”的圈子，受廉洁红线管着。

哪怕是客户安排的交通、食宿这种正常的往来，都可能踩中红线。

说到这，局长忍不住弱弱问一句：以后是不是该给投行兄弟们发个执法证了？

毕竟都按国家工作人员算了，没证干活总觉得少点啥。

第二，国资券商的内控责任算是彻底压到头上了。

往后，国资券商的人事任命流程都得小心，这玩意儿很可能成为员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铁证。更关键的是，内控漏洞必须赶紧补：比如盯着员工和关联方的投资行为，杜绝代持这种猫腻；再就是强化合规培训，得让每个人都看清，哪些红线碰了就是十年以上的牢狱之灾。

第三，还有个更现实的问题，以后国资券商还能随便裁保代吗？

这两年券商裁投行裁得有多狠，圈里人都清楚。降薪、调岗、优化、到期不续约、辞退……轮番上阵，把人当耗材用。可现在不一样了，保代都成“国家工作人员”了，还能像以前那样肆意裁员吗？这事儿得有个说法。

第四，也是最核心的，监管、上市公司和股民的关系该怎么摆？

以前不管是核准制还是注册制，逻辑上都说的通，监管只审核企业提交的上市材料，材料真不真实，是企业和中介机构的责任。所以一旦企业财务造假上市，监管不用担责，股民要索赔，只能找企业和中介。

可现在保代被认定成国家工作人员，保荐业务成了“公务活动”，相当于让国家工作人员来保证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那问题来了，要是企业再造假上市，股民是不是就该找国家要赔偿了？

当然了，上面聊的这些，也只是局长的瞎琢磨。

咱心里都清楚，大概率不会有啥实质性改变。

毕竟大家都明白，罚你的时候你是国家公职人员，群众找上门的时候就是市场行为了。

参考：中信建投3名投行人员因受贿罪被判刑，一审刑期均在10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