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母亲张丽珠: 中国“试管婴儿之母”的坎坷一生

张昭达，1953年生，先后就读北大附小、北大附中。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北京化工大学77级。1990年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化学博士学位。美国哈佛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研究员。2025年2月逝世。

唐昭华，1954年生，先后就读北大附小、北大附中。北京西山农场知青。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78级。1990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学院生物学教授。

原题

百年诞辰,缅怀母亲

作者：张昭达，唐昭华

今年（编注：2021年）1⽉15⽇是母亲张丽珠的百年诞辰。母亲离开我们四年多了，我们深深地怀念她。

母亲50年代初从英美留学归来

母亲祖籍云南大理。大理州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和在京白族及大理乡亲联谊会原计划于1⽉16日召开⼀个纪念座谈会，虽因防控疫情而未能如期举办，我们仍在此向他们表达真诚谢意。

母亲于1921年1月15日生于上海。她的童年及小学是在北京度过的，然后全家搬到上海，她在那里上的中学、大学和医学院，直到出国留学。

母亲一生朝气蓬勃，从丰富多彩，品学兼优的学生时代，到医术精湛，治学严谨的医生、教授，每⼀段都活出了人生的精彩。母亲一生从事医疗、教学、科研60余年，将她毕生的精力和才智献给了她所热爱的医疗和教育事业。

母亲在晚年经常提起：外祖父是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人。她为自己有这么⼀位学识渊博、正直有为、心系宪政救国的父亲而自豪。

外祖⽗张耀曾

宪政救国，英年早逝

外祖父张耀曾，字镕西。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7月21日生于北京，云南大理人。是京师大学堂1902年恢复招生后的第⼀批学生，次年又被选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四年毕业后，考入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学习。1905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矢志推翻满清专政帝制，为建立民主、民强的国家而奋斗。

1906年，在孙中山、黄兴的直接帮助和⽀持下，云南留学生在东京创办《云南》杂志，外祖父任总编辑。在《云南》杂志上宣传民主主义，揭露清朝的腐败，反对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云南，广泛阐述关于国家、人民、主权、民主等方面的理论和主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领域。从创刊到1911年武昌起义后停刊，《云南杂志》共发行23期，是辛亥革命时期以省命名的杂志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种，发行量最高时达一万份。受到云南全省人民的欢迎并在全国产生影响，对光复云南起了重要作用。

武昌起义后，年仅27岁的外祖父没有等到大学毕业，就接受云南都督蔡锷之邀，回国担任临时參议院的云南代表。其间，他是《国会组织法》起草人，并任同盟会评议会议长，又当选为參议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负责法律的起草和审查，參与起草了中华首次具有宪法意义的《临时约法》。同时，他配合宋教仁推动同盟会与其它政党合组国民党，起草了关于党名、党纲、组织的草案，又和宋教仁、杨南生共同起草了宣告国民党成⽴的《国民党宣言》。国民党成立后，他被推选为党内总干事兼政事部主任。1913年4月任第⼀届国会众议会议员，后当选为众议会全院委员会委员长，为《天坛宪法草案》主要起草人之一。

“天坛宪法”起草五委员合影，左一外祖父张耀曾

他希望通过立法建立民主共和、实⾏宪政的理想，遭到袁世凯的干涉打压。在国民党人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11月3日袁世凯宣布解散国民党，并下令追捕国民党议员，外祖父被迫逃往日本。到日本后，他再入东京帝国大学继续学业，并于1914年冬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11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法科教授。1915年夏天，袁世凯做皇帝的企图渐渐显露，外祖父公开发表演说，对袁世凯的所为进行抨击，因此受到警察的监视。9月离京到上海，和其他反袁人士⼀起创办《中华新报》并任社长，开展反袁宣传。1915年11⽉袁世凯称帝后，外祖父南下云南，积极协助蔡锷、唐继尧等组织讨袁护国军，任护国军云南都督府参议，参与云南起义。并奔走两广及西南各省，争取各省支持起兵讨袁。

1916年6⽉袁世凯忧惧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总理，组成南北统⼀政府，外祖父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次年辞职回到北大任教。此后两次短暂出任司法总长。1922年任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司法考查。外祖父从政时追求建⽴宪政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完善司法制度和保障⼈权的理想。由于多年来对军阀干政深有感受，厌恶官场，他于1929年初移居上海，以律师为业，并任民法教授从事法学教育。他以律师身份服务社会，为贫弱者仗义执言，不计报酬，不畏强横，为许多重大诉讼出庭辩护。他的负责精神、浩然正⽓和专业水准，至今仍受到许多法律学者的赞誉。

1931年“九⼀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烧遍东北三省。外祖父在《申报》发表了《敬告国人书》，号召全国朝野⼀致、上下一心“全力合作，实行国民总动员”，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此，他与国内各界知名人士发起组织了“国难救济会”和新中国建设学会。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外祖父与“国难救济会”同人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和各种支前活动，支援十九路军抗战。他也是营救救国会“七君子”的主要牵头人之⼀。他是与毛泽东、胡适、梁潄溟、沈钧儒、蒋梦麟等被南京国民党政府选入抗日时期国防参议会的25名參议员之⼀。他虽因病未能前往南京开会，但认真查阅资料，草拟制日方略，书⾯提交了《武力外制敌方案管见》供国防参议会和政府参考。

1937年上海陷于敌手，外祖父重病在身，困居在法租界內。他不向日本人低头，关心民族复兴和抗日救国。1938年7月外祖父逝世，享年未满54岁。

铭记父望，自强不息

外祖父只有四个女儿，当时许多人觉得是⼀大遗憾，但他认为：“此世俗之见也。以言效忠社会，则女贤胜于不肖之子；以言继承血统，则子与女何异焉？无子，以女传可也，何戚戚为哉？”又说：“我不愿尔辈为寻常女子，愿尔辈于家国、于⼈类为有用之⼈材。” 他在给女儿们的诗中写道：“辛辛尽吾时，不知有穷遏，恳恳尽吾能，不暇问收获。”这也成为⼀直鞭策母亲自强不息的座右铭。

外祖父的男女平等的理念，对母亲的成长有很重要的影响。而外祖父患病不治和英年早逝对母亲触动很大，也因此确⽴了她学医的志向。

1947年母亲在美国学生夏令营

母亲是上海工部局女中的优秀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毕业时获评为当年全年级唯⼀的“全面发展女生”（The All-round Girl of 1937）。她在中学校刊中写的中英文诗词和⽂章，不仅有思想而且颇有文彩。她还是当时中国全运会排球冠军上海队的主力队员。经过7年（包括2年预科）的努力学习，母亲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以第⼀名毕业，并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颁发的医学博士学位。

1947年母亲在美国

1946年9⽉，母亲乘船东渡美国留学，在美国纽约的几所医院（Comlunbia Presbyterian，Sloan Kettering，New York Hospital）实习并研究肿瘤早期诊断,后又转到马里兰的JohnsHopkins Hospital学习生殖内分泌学、局部解剖学、妇产科病理学和手术学。之后她受聘去英国做妇产科临床工作，并通过英国国家考试，获得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文凭，在伦敦海克内（Hackney）医院担任妇产科总住院医师。

正当母亲工作上进展顺利，准备进⼀步深造时，朝鲜战争爆发了。周围不友好的气氛，使她深感痛苦与不安，于是决定提前回国。1951年7月，母亲克服了许多困难，经香港回到上海。

1951年母亲从英国返国途中

回到上海以后，在王逸慧教授的安排下，到她熟悉的母校圣约翰大学担任妇产科副教授，并在同仁医院担任主任医师。此外，她还在王淑贞教授的红房子妇产科医院兼职。和父亲结婚后，为了照顾父亲的工作需要，她毅然辞职，告别亲友，到北京重新找工作。

患者至上，厚德载物

母亲到北京后，先分配在北医第⼀附属医院工作。后调到北医三院任妇产科主任。尽管母亲在1956年就已经被评为先进⼯作者，但做为⼀个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女教授，她的出身及在国外的留学经历，在政治上很容易受到挑剔。1958年她还没有在三院正式开始工作，食堂里就贴满了她的大字报，要拔所谓“白旗“。院长也把她叫去，告诉她：“叫你来三院当主任，可不是让你骑在人民头上的。”尽管母亲在政治上被戴上“紧箍咒“，她还是以救死扶伤为医生的天职，每天工作节奏紧张，早出晚归，无暇顾家。

1952年母亲在清华大学

母亲在三院虽然临床工作繁重，但⼀直坚持基础医学研究，并针对社会和病人的需要开展了多项研究⼯作。她最广为人知的成绩，是成功培育了中国大陆第⼀例试管婴儿。

作为妇产科医师，多年来母亲接触了大量不孕不育症患者，对她们的痛苦感同身受，并深知这不仅是⼀个重要的婚姻和家庭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出于作为医生治病救人的责任感，母亲和妇产科的同事和研究生们，与北医基础医学院组织胚胎教研室⼀起开展试管婴儿的研究。

一开始，他们连人卵都没见过；而且当时资金匮乏，条件简陋；⼀些社会舆论也不支持，认为我国人口已过多，为什么还要搞试管婴儿？在此期间，外国专家应邀来北京，给十多对中国年轻夫妇做试管婴儿手术，却无⼀例成功。后来有两位美国专家带了全套医疗器械去广州做了15例，也全部失败。

困难没有让母亲和同事们畏惧和放弃，却更激励他们探索和研究，并根据临床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找到了症结所在：国内的不孕患者往往有病理的原因，有很多是因为得过结核，导至输卵管堵塞。找到了症结所在，她们在技术上采取了⼀些创新，改腹腔镜取卵为开腹取卵。母亲和同事以顽强的毅力和认真的科学态度，白手起家，面对挫折，坚持不懈，终于迎来了1988年3月10日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北医三院诞生。

随着医疗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试管婴儿技术已经进入日趋成熟的应用阶段，或许已难以想象当初的艰辛了。

试管婴儿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作为妇产科主任，在1988年以前，母亲的日常诊疗工作是面向广大普通产妇和妇科病患，特别是⼀些疑难病例。母亲行医遵循“患者至上”，一视同仁。把她的满腔热忱，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倾注于每一位来医院求医的患者。她曾为无数患者看病、动手术。她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她善于分析病情，抓得住重点，所以能够处理及时，大胆果断，使许多难题在她的手下迎刃而解。

很多难度大的手术都由她主刀，治愈了大量危重病人，并挽救了不少濒临死亡边缘的患者。在手术室里抢救的大场面，她总是走在前面，为挽救生命，敢于担当风险。⼀例剖腹产后瘢痕破裂的患者出血不止，从晚上到次日中午就是下不了手术台，科里的大夫找来母亲，她凭着厚实医学功底，迅速地缝扎了出血点，手术很快即结束了，那种自信神态和娴熟的技能常使助手们惊叹不已。

为了保证医疗质量，母亲非常重视培训医疗团队。母亲早年在做住院医⽣时，力求对病⼈情况了解清楚。在上级医生查房时，她不用翻阅病历就可以汇报病例，并分析病情。她认为这是最好的临床教学实践，是不可缺少的训练。后来她作为妇产科主任，⼀直以这样的方式指导和培养学生和年轻医生。母亲查房时认真严肃，要求严格，有时“甚至让⼈受不了”。因为母亲深知医生的训练关乎患者的健康和生命，不可有半点疏忽。她以身作则，对自己和科里的大夫树立⾼标准严要求，对事不对⼈。不仅使许多大夫从中感到受益匪浅，也有效地杜绝了医疗事故。

1965年母亲在通县下乡巡回医疗时，尽管农村长期缺医少药，条件简陋，她仍然尽己所能，不避艰险，做了⼀些大手术。她在通县医疗队时期所做的两例手术，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例是在马驹桥，68岁的农民王大娘腹部有⼀个长了7-8年的巨大肿瘤，她已经不能走路，不能躺，只能蹲坐，呼吸困难，骨痩如柴。她曾到北京几家医院求医，因她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手术风险很大，没能得到治疗。当病人和家属抱着最后⼀线希望找到巡回医疗队，请求道：“你们想想法子，她受不了啦！“为了及时挽救病⼈，母亲就和巡回医疗队的其他医护⼈员⼀起，在公社卫生院为她做了手术，切除了重达52斤的卵巢肿瘤。⼗天后，王大娘走出了卫生院，乡亲们敲锣打鼓来庆功。不久。《健康报》以较大篇幅和显著位置报道此事，并附照片⼀张。

1965年钱信忠部长(二排左四)和左奇院长(二排左六)等到通县看望巡迥医疗队。母亲(二排左一)

另⼀例是在麦庄，有⼀位患者十多年前难产落下了阴道膀胱瘘，长年漏尿，⼀年到头穿着尿湿的裤子，夏天臊臭，冬天冰冷，丈夫和家⼈不许她上炕，她只能睡在草堆里，痛苦难言，祈求母亲为她做手术。母亲认为再困难也该试⼀试，在没有无影灯，又缺乏手术器械的条件下进行了修补，使患者恢复了健康，得以回到了家中。

下乡巡回医疗的业绩，使母亲的能力和敬业得到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左奇院长和钱信忠部长曾到通县看望医疗队，特别肯定了母亲的⼯作。1965年母亲应邀在《⼈民日报》发表⽂章，谈下乡巡回医疗的经历和体会。

正当母亲在完成巡回医疗后，准备回院开展更多工作时，“文革”开始了，母亲在三院被批斗，就连从国外带回来的仪器，如阴道镜、后穹隆镜等也成了她的罪状。批斗时，主持人用拳头对着她的胸口，威胁她；也有人用脚踢她；晚上不许回家，关在地下室，教⼀个成分是“地主婆”的文盲卫生员背语录；并让她做卫生员的⼯作，打扫厕所，剥夺了她救治病⼈的职责。母亲很少对我们讲她当时所受的磨难。如果在医院发现反动标语，就要查我们的笔迹。母亲每次让我们提供笔迹，心里特别难受。但母亲忍辱负重，坚持做好每⼀项⼯作。

当又允许她为病⼈看病和手术时，她则毫无保留，义无反顾地，全心投入到医疗工作中。母亲从治病救⼈、实现医生的价值使命中获得安慰和满足，借以摆脱恶劣政治环境的困扰。

文革后期，母亲和顾芳颖大夫为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演示针刺麻醉下的妇科手术

在“文革”中，母亲作为“革命对象”，背负沉重的政治压⼒，被下放到延庆医疗队，经历了严峻的考验。

母亲曾经回忆道：当她和学生们坐卡车来到延庆，刚下车就被派到⼀个叫对角石的山沟去做手术。当她背着沉重的行李，走过⼀边悬崖，⼀边陡壁的羊肠小路来到病人家时，小腿已经抽筋。病人多年来患有严重的子宫脱垂，整个子宫带着膀胱和直肠都掉在阴道外面，⼀直不能下炕。工宣队在旁边仓库里用小桌和几根棍子搭了⼀个手术台。母亲手术时有两个学生做助手，⼀位大夫做麻醉师。手术比估计的要更加复杂困难。老大娘曾用过多种药物治疗，药擦在子宫上面覆盖着阴道壁，造成了严重的粘连。手术中只好小心翼翼地慢慢剥离，出血不多但很费时间，以致单次腰麻早已不顶用了。

手术后，大娘的血压已很低，处于半休克状态。术前虽然配了血，但输血的人临时却都不肯来了。工宣队领导和有些人说，⼀定有内出血，要母亲开腹止血。母亲根据多年的经验，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再开腹会更危险。老大娘的血压持续下降，腿也经常移动。母亲虽然已筋疲力尽，还坚持坐在炕头，手把住大娘腿上输液针头，深怕针脱出来，再扎就更困难了。很难想像那个晚上母亲承受了多大的精神压⼒，如果大娘有个三长两短，后果不堪设想。

第⼆天有人从城里带来血库的血，为大娘输血。几天后，大娘的病治好了，下地了。母亲也可以第⼀次回医疗队总部了。走在小路上。感觉⼀阵发晕，全身发痒，后来才发现身上的虱子已经长到第三代了。手术成功了，工宣队却召开会议，批判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迷信，还不允许她参加。

1969年延庆的宫颈癌病⼈多，需做大手术，母亲被调到了县医院，整天为病人做手术。所以后来县医院的⼈说，那里的子宫颈癌都让母亲做光了。

昭达(左一)和堂哥唐远去延庆看望在医疗队的母亲

“文革”开始时，母亲45岁，正值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年浩劫”的身心摧残和耽搁，夺走了她在医疗和科研上做出更大的贡献的最好年华。80年代初期她60多岁时，勇于探索；全心投入了与同事们开创和发展有关试管婴儿技术的研究。历经艰辛挫折，终于获得了成功。这是对母亲自强不息精神的⼀个最好诠释。

行医治学，广传佳话

母亲调到北京后，就开始了她在北京医学院的教学生涯。母亲的课堂讲授效果⼀直很好。当年的⼀位学生对她的授课印象非常深刻。她的儿子写道：母亲（谢志敏，北医1956年毕业）清楚地记得，当年吴阶平和张丽珠被学生们评为最佳教师，用母亲的话讲，“他们俩口齿清楚，条理清晰，出口成章，没⼀句废话。”

昭华在北京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读书时，宿舍楼传达室的老大爷不知如何得知昭华是张丽珠的女儿,他找到她说：“张丽珠教授可是严师啊，她培训出来的大夫医术过硬。”

母亲的学生称赞妈妈的严谨、果断、准确的工作风格，是⼀把完美的标尺，激励她对医术精益求精。有的学生回忆，母亲主持北医三院妇产科工作时，定期召开的病案讨论会，是大家都不愿错过的“精彩”。她对病例的深入分析，精辟讲解，每每使⼈受益匪浅。她几十年如一日，言传身教，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成为医疗、教学、科研领域的骨干和专家。

母亲的精湛医术，高尚医德，有口皆碑。自从国内第⼀个试管婴⼉诞生，母亲就被誉为“大陆试管婴儿之母”。其实“试管婴儿”只是她毕生事业中的⼀部分。

母亲几十年来致力于临床医学的科研和教学，肿瘤早期诊断与治疗。门诊⾥，病房中，手术台上，她不知帮助了多少⼈解除病痛，成为我们耳闻的佳话。有一次，母亲夜间被叫去急救⼀位大出血的病⼈，而妈妈只缝了⼀针，血就及时止住了。

母亲去世后，当我们邂逅大学里的教授、他们的儿女、我们的初中同学、同为知青的朋友时，他们都满怀感激钦佩之情地向我们讲述母亲的故事，常常让我们出乎意料。没想到母亲帮助过这么多人。一位大学老师几十年前患有卵巢癌，妈妈及时为她做了手术切除。她后来到肿瘤医院检查时，医生赞叹母亲的手术做得像绣花⼀样漂亮！这位老师的癌症至今未复发。

有位朋友曾有过胎死腹中的经历。她找到母亲，得以在再次怀孕期间细心保胎，直至终于顺利生下儿子。有位北大老师怀孕胎盘前置，来找母亲。同学的母亲有子宫肌瘤，向她咨询.......母亲解答了她们的疑问，给了她们希望。

儿时和父母在一起

夫妻情深，互敬互爱

母亲和父亲互敬互爱，共同度过了六十多年。无论风雨中阳光下，他们都是最相知相爱的两个⼈。虽然平日各自为工作忙碌，但只要有可能就形影不离，甚至晚年住院治疗也相互陪伴。他们的难舍难分，令人羡慕。我们童年的朋友们现在还谈起童年时代来我们家玩儿时所感受到的愉悦和乐趣。爸爸妈妈的心心相印和深厚感情，让家中充满着舒畅，温暖和亲切的气氛。

父亲不仅体谅母亲常年早出晚归的辛苦，更钦佩、欣赏母亲正派的人品，果敢的魄力，并身体力行地支持她对医疗事业心无旁骛的追求。多年来家⾥虽有保姆帮忙，父亲还是承担了许多家事的安排和料理。我们回国探亲时，看到父亲经常在电脑前帮助母亲整理文稿和照片。晚年父亲听⼒较好，他经常替母亲接听电话。

父母相依相偎的晚年

记得“文革”初期，奶奶被迫离开两个在北京的儿子，回到老家居住。在母亲遭批斗，父亲被隔离审查期间，母亲刚拿到⼯资就给奶奶汇去很大⼀笔钱，相当于几个月的工资。因为她担心以后如果不发工资了，奶奶的生活有困难。父亲曾动过数次手术，母亲总是守候在旁。父亲80岁做结肠手术时，母亲为等待病理切片的检查结果而彻夜不眠......母亲2014年病倒后，还时时关注父亲的健康。她觉得父亲瘦了，就关切地说：“有祺，你瘦了，你要吃得多些。”

研究和发展生殖医学和妇产医学，改善大众健康，造福社会，是母亲生前孜孜不倦的追求。秉承母亲一生对医疗和教育事业的热爱，2019年7月父亲在他100岁生日前夕，设立了“北京大学唐有祺-张丽珠奖学基金”，用于奖励北京大学医学部和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优秀学⽣。这个奖学基金的设立，寄托了父亲对母亲的深深的怀念。

苍洱之人，故乡之情

外祖父张耀曾祖籍大理喜洲，他对故乡有深厚的感情。他曾经写道：“儿时闻父叔谈吾家喜洲，背山面海，四时风景佳绝，辄为神往。”1915年11月虽南下云南，协助蔡锷、唐继尧等组织讨袁护国军，参与云南起义。但因公务重要，不能去大理⼀游。

2004年6⽉，昭华全家三人包括女儿，和父母、三姨⼀起来到大理，受到大理州人民政府的热情接待，周到安排。这是⼀次寻根之旅。外祖父张耀曾⽣前曾感叹他虽祖籍大理“而未睹苍洱之胜，……常以为憾。”母亲曾在70年代第一次到大理，从此我们就耳闻苍山洱海，上关下关，大理三塔。

昭华一家和三姨、母亲在大理州博物馆外祖父照片前

2004年昭华⼀家有幸身临苍山洱海，湖光山色的佳绝之景，领会大理喜洲人杰地灵的养育之境，也因此懂得为何外祖父和母亲对家乡的深情眷恋。在人生道路上走得越长，就越懂得母亲品格的可贵。母亲的一生为人做事正如她的中学同学所写：“是⼀个至真至善的人。”母亲对事业孜孜不倦，为人真诚正派，做事勇于担当，胸怀坦荡。她一生不负外祖父对女儿的期望：“愿尔辈于家国、于人类为有用之人材。”

外祖父张耀曾、母亲张丽珠和我们，同为苍山洱海人民的后代。在母亲的百年诞辰缅怀母亲，激励我们努力传承母亲的精神风范，如外祖父所愿“吾今而后，庶无愧为苍洱之人乎！”

在母亲的百年诞辰之际，无尽缅怀涌上心头。

慈母情，养育恩，思念更深

苍山雪，洱海月，乡情尤浓

感谢大理的乡亲记得外祖父张耀曾，记得母亲张丽珠。

2020年

（作者注：此文是张昭达和唐昭华兄妹5年前为大理乡亲联谊原计划召开的一个纪念母亲百年诞辰座谈会而共同撰写的。在母亲105年诞辰到来之际，唐昭华在微信公众号“新三届”发表此文，以纪念母亲，怀念今年去世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