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董其武受到毛主席亲切召见，回去后因何事辗转反侧？

1949年1月23日凌晨，呼和浩特电台里突然传出“北平将实行和平协议”的快讯，值班的报务兵把音量拧到最大，站在地图前的董其武瞬间停下脚步。这一夜，他几乎没有合眼：北平的选择意味着绥远拖延不得，局面已到悬崖边，“再观望就是死路”——他在备忘录上写下八个字，却没有署名。

他原是傅作义麾下的旧部。十多年戎马，绥远的山河草木对他再熟悉不过，可如今守的是孤城。补给被南京方面掐断，蒋介石连续三封急电要求“西撤”，甚至暗示若拒令可停发饷银。董其武心冷，却仍得端着：“部队一撤散，城里几十万百姓怎么办？”这句话后来在日记里被他反复圈点。

紧接着二月初，他只带两名亲兵直奔北平。居仁堂里，傅作义一句“形势已非昔日”，让董其武当场无言。傅作义清楚北平协议的来龙去脉，也知道毛主席提出“绥远方式”的底牌——先稳住人心，再等水到渠成的起义。董其武听罢，连说三声“可行，可行，可行”。

返回绥远后，他先找省议会议长张钦、高院院长于存灏喝茶，桌上没有酒，却有一句直白的话：“别再为已经垮掉的南京流血。”张钦嘴硬两句便沉默，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

南京方面不死心。黄金一千九百两空运塞到绥远机场，附带“速率部队南下”的密令。董其武收下金子，却命警备旅假装西撤三十公里，随后折返驻地。这番“障眼法”后来被毛主席得知，毛在延安窑洞哈哈大笑：“蒋介石赔钱买尴尬。”

1949年9月19日凌晨，一份通电自呼和浩特拍往北平——“绥远军政人员誓与人民站在一起。”聂荣臻批红墨签字，只留一句旁批：“半月内进城交代。”绥远和平解放尘埃落定。

起义后的绥远一片繁忙：粮秣要统筹，税制要改，新兵还得送军政大学轮训。董其武忙得脚不沾地，却总惦记着北京那头。“开国大典错过了，下次再错就说不过去。”1950年3月，他与高克林接到进京通知，直接住进小酱房胡同十九号。藤萝掩映，院子朴素，他却在门口驻足良久，“共产党人真会过日子”，随行参谋悄声感叹。

工作报告上交政务院，当晚周恩来亲自批改，把“国民党反动政权”划掉，改成“蒋介石反动政权”。深夜送还文件的秘书说：“总理十一点才放笔。”董其武听后，只说一句：“佩服。”

4月26日晚，傅作义笑着通知：“明天七点，中南海，主席见你。”短短一句，董其武却起身三次，翻箱倒柜找出那件全新的灰布中山装，袖口蹭了又蹭，像新兵检阅。

27日夜幕刚降，他和高克林坐车进紫禁城西墙门。毛主席把两只大手递过来：“同志们辛苦了。”短短九个字，让董其武鼻尖一酸，愣是半晌才憋出“毛主席好！”毛主席并未寒暄太久，直接切入正题：“绥远干部的思想改造，急不得，两年起步。你们不必怕共产党，共产党信得过你们。”三人围炉而坐，茶水换了三次，话题从戈壁胡杨聊到蒙古族牧税，又到边区贸易。傅作义见时间已过十点，提醒一句：“主席该休息了。”毛主席爽朗一笑：“好，好，就此搁笔。”

车灯照回小酱房胡同时已近子夜，北京城一片寂静。众人洗漱完便想睡，可董其武一翻身又坐起。他盯着房梁，脑子里反复回响毛主席那句“你还不是共产党员吧？”就在那一刻，他决定一定要递交申请。他把这念头写进日记：“此事不可再拖，犹豫便是背叛。”

返回绥远后，他开始每周封闭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向军区组织正式提出入党意向。1956年他主动上交自家三进四合院，理由只有一句话：“先做无产者，再谈党员。”由于统战需要，组织未做批复。

20多年过去，他依旧不改初心。1980年再次申请时，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登门解释：“你事实上已合格，只是身份更有用。”这番话并未打消他的坚持。两年后，北京军区呈报请示获批：同意吸收董其武为中共党员。

1982年初秋，83岁的董其武接过火红的党证，那双历经风霜的手微微发抖。他在纸上写下两行小字： “闻道虽晚志不移，余生甘作先锋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