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过三次 “告借” 经历，涉及章士钊、宋庆龄、徐海东三位，他们当时对这笔 “借款” 各持什么态度？

1935年冬天，陕北那风刮得跟刀子似的，直往人骨头缝里钻。
刚落脚的中央红军，这时候兜里那是真比脸还干净，全军上下七千多号人，满打满算就剩了一千多块大洋。
堂堂三军统帅，身上摸不出一块整钱，眼瞅着这几千号跟着爬雪山过草地的汉子要挨饿受冻，毛主席硬着头皮写了张借条。
这一张纸借出去，谁也没想到，换回来的是一段能让后人念叨几十年的过命交情。

01

咱们先把日历翻回到1935年的那个寒冬，地点就在陕北。
那时候的长征刚结束，大部队虽然是到了地儿，可这日子过得那是真叫一个苦。
负责后勤的杨至成把账本翻烂了，眉头拧成了死疙瘩，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钱就是没钱。
周恩来总理在一旁也是愁眉不展，这一大家子人要吃饭，伤员要治病，还得准备过冬的棉衣，哪一样不要钱？
可这钱从哪儿来？天上又不会掉馅饼。

毛主席在窑洞里来回踱步，手里的烟卷烧到了手指头都没发觉，那是在想辙啊。
最后，主席停下了步子，把目光看向了当时驻扎在附近的红十五军团，那是徐海东带的队伍。
但这口不好开啊，人家徐海东也是刚长征过来的，也是一大家子人要养，两军刚会师，面都没见着几次，这就张口要钱，换谁心里都得打鼓。
可为了这几千号兄弟的命，毛主席还是咬牙写了那张借条，上面写着借2500块大洋。
这大概是主席这辈子写得最沉重的一张条子了，那是把脸面都豁出去了。

信送到了徐海东手里，这位猛将看完信，心里那叫一个不是滋味。
他不是心疼钱，是心疼中央红军竟然苦到了这个地步，连这点钱都要张口借。
徐海东立马把自己的后勤部长查国祯叫了过来，就问了一句话，咱们家底还有多少？
查国祯也是个精细人，一笔笔算得清清楚楚，说是也就剩7000块大洋了，这可是全军上下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救命钱。
徐海东听完，眉头都没皱一下，直接拍板，拿5000给中央送去，咱们自己留2000。

查国祯一听就急了，这哪行啊，咱们人比中央红军还多，这5000送出去了，咱们这个冬天怎么过？战士们也要吃饭穿衣啊。
徐海东这时候说了句硬话，他说中央比咱们更难，咱们就是不吃不喝，也不能让中央挨饿，这是大局。
那天，当5000块大洋送到毛主席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愣住了。
借2500，人家给了5000，这哪里是钱啊，这是把半条命都交给了你。
毛主席看着那些银元，眼眶都有点湿润，这份情义，在那个冰天雪地的陕北，比炭火还要暖人心。

这笔钱，不仅仅是解决了中央红军的燃眉之急，更是让两支部队的心彻底拴在了一起。
徐海东这种大公无私的做法，让毛主席记了一辈子，后来徐海东身体不好，长期休养，主席一直让人特别关照。
这就是患难见真情，那时候的革命友谊，那是真金白银都换不来的。

02

如果说徐海东是雪中送炭，那宋庆龄这笔钱借得就是惊心动魄。
时间到了1936年，延安那边又要搞建设又要备战，钱袋子又空了。
这次需要的不是小数目，是五万美元，在当时那就是个天文数字。
毛主席想到了远在上海的宋庆龄，虽然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可那时候跟蒋介石那边的关系也是微妙得很。
毛主席写了封信，托潘汉年带给宋庆龄，信里还特意提了一嘴，说能不能找宋子文借点。

这事儿现在看来，那是主席真没招了，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
那时候宋庆龄跟她那个当财政部长的弟弟宋子文，早就因为政见不同闹翻了，见面都尴尬，更别提借钱资助共产党了。
但这封信到了宋庆龄手里，分量那是重千金。
她看着信，心里那是五味杂陈，她知道延安那边肯定是难到了极点，不然毛主席不会开这个口。
可她自己这时候也没钱啊，虽然顶着国母的头衔，可她的生活来源主要靠孙中山先生的抚恤金，平时还要资助各种革命活动，手头紧得很。

但这五万美元，必须得凑，这是为了抗日，为了国家。
宋庆龄那是真狠得下心，她把自己那点抚恤金全取出来了，一看不够，又把自己唯一的房子给抵押了。
你想想，一个身份如此尊贵的女性，为了给革命筹款，竟然沦落到要当房子的地步，这得是多大的决心？
这就好比现在的顶级名媛，为了理想把豪宅都给卖了，去住出租屋，这反差太大了。

钱凑齐了，怎么送过去又是个大问题。
那时候国民党的特务满上海跑，盯着宋庆龄的人不知凡几，这一大笔钱要是被发现了，那就是通共的铁证。
就算是宋庆龄，真要被抓住了把柄，那也是要脱层皮的，甚至连命都得搭进去。
但宋庆龄硬是凭着自己的智慧和胆识，把这笔钱通过特殊渠道，有惊无险地送到了陕北。

毛主席收到这笔钱的时候，只知道钱来了，却不知道这钱背后，宋庆龄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这笔钱，不仅仅是钞票，那是宋庆龄把自己的一切都压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这件事，宋庆龄后来从来没跟人提起过，直到她去世多年后，那封信被公开，大家才知道当年的国母，为了革命竟然做到了这个份上。
这种情操，这种为了信仰不顾一切的劲头，真是让现在的很多人汗颜。

03

这最后一笔债，跨度就更长了，直接从1920年跨到了1964年。
1964年初的一天，毛主席学完英语，正跟他的英语老师章含之在公园散步。
主席突然跟章含之提了一嘴，说他还欠着章含之父亲一笔巨款没还呢。
章含之当时就懵了，心想父亲章士钊那是出了名的清高，怎么会成了主席的债主？
这事儿吧，得追溯到1920年，那时候毛主席还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那叫一个穷得叮当响。

可那时候的主席心里装着大事，要送一批进步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这事儿需要一大笔钱。
当时毛主席找了恩师杨昌济，杨昌济二话没说就给好朋友章士钊写了信，推荐了毛泽东。
章士钊这人，那是民国时期的大名士，眼光毒辣得很。
他看了杨昌济的信，又见了见毛泽东这个年轻人，立马就觉得这年轻人不简单，将来必成大器。

虽然当时章士钊自己手里也没那么多现钱，但他就在上海那个名利场里，凭着自己的老脸，到处去“化缘”。
这一凑，就是两万银元。
你知道两万银元在1920年是个什么概念吗？
那时候北京一套四合院也就几百块大洋，这笔钱，简直就是一笔巨款中的巨款。
毛主席拿着这笔钱，把那些热血青年送到了法国，这才有了后来的一大批革命骨干。

时隔四十多年，毛主席还没忘这茬。
他对章含之说，这钱一定要还，用我的稿费还。
章士钊听说后，死活不要，说那是为了国家为了革命，哪有还的道理。
但毛主席脾气也倔，他说这是欠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能坏了规矩。
于是，从1964年开始，每年大年初二，毛主席就像发红包一样，让人给章士钊送去2000元。

这钱一直还了十年，本金算是还清了。
可这时候，更有意思的事来了，本金还完了，毛主席还没停。
主席说是给利息，说是给补助，反正就是变着法子给章士钊塞钱。
这一送，就一直送到了1973年章士钊在香港去世。
这哪里是还债啊，这是一辈子的情分，是对当年那份知遇之恩的回报。

04

回过头来看这三笔债，每一笔都沉甸甸的。
徐海东借的是命，宋庆龄借的是家底，章士钊借的是希望。
这三个人，在毛主席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是含糊的，都是倾其所有。
他们图什么？图利息？图回报？
那时候的共产党，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谁知道能不能成事？
他们赌的，不是钱生钱的利息，而是这个国家能不能有个光明的未来。

徐海东后来身体一直不好，但他从没居功自傲，一直默默休养。
建国后授衔，毛主席特意嘱咐，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大将名单里必须有他。
这份殊荣，徐海东受之无愧。
宋庆龄更不用说了，新中国成立后，她被尊为国家名誉主席，那是全国人民的敬重。
她为了这个国家，放弃了太多，也付出了太多。

章士钊到了晚年，毛主席像对待长辈一样照顾他，那笔还不完的“债”，就是最好的证明。
即便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章士钊也受到了周全的保护。
这三位债主，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什么是眼光，什么是格局。
而毛主席，也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05

这故事说到这儿，也该收个尾了。
你想想，当年的那些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可以把身家性命都豁出去，这种信任，这种情义，咱们现在还有吗？
徐海东大将要是活着，看到现在的日子，估计得乐得合不拢嘴。
宋庆龄先生要是知道了后来的事，估计也会觉得那房子当得值。
至于章士钊先生，他那两万银元，可是给中国投出了一个新天地。
这笔买卖，怎么算都是赚大了，而且是赚得盆满钵满。
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几张借条，串起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往事，也照出了人心的冷暖和信仰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