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前还开枪顽抗，傅作义为其求情，后成开国大校

1948年12月24日，张家口以北的野地里积雪很厚。几个人在雪中扭打，忽然传来一声短促的枪响，枪口飘起一缕轻烟。那个被按在雪地上的男人，身上穿着一件又厚又脏的军棉袄。

他就是袁庆荣，七个多月前，他刚被任命为国民党第105军的中将军长，奉命驻守战略要地张家口。而现在，他成了俘虏。

但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这位被俘时还想掏枪反抗的将军，后来不仅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还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改变他命运的重要人物，正是他的老上司，当时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

时间退回到二十多年前，1927年，袁庆荣从山西北方军校毕业，而傅作义在该校任教，两人有师生之谊。从那时起，袁庆荣就一直跟随傅作义。因为他作战勇敢、办事稳妥，逐渐成为傅作义信任的嫡系将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惨烈的忻口会战中，已升任团长的袁庆荣率部坚守阵地，和日军板垣师团血战七天，部队伤亡过半仍没有后退。

凭借此次战功，他后来获颁三等云麾勋章。抗战八年，他从团长升至师长。到1946年，傅作义提拔他担任暂编第3军的中将军长。此时傅作义已控制华北军政大权，对他的这位学生更加倚重。

1948年秋天，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东北全境解放，华北国民党军陷入孤立。傅作义坐镇北平，布置了一个“三角防御”体系：北平是指挥中心，天津是海上退路，而张家口则是连接其绥远根据地的咽喉。

张家口一旦失守，通往绥远的门户就会打开，傅作义集团将失去最后的回旋余地。

因此，傅作义把守张家口的重任交给了袁庆荣。袁庆荣以第105军军长身份驻守该地，麾下约有二万八千人。他督促部队加固城防，在城外挖掘壕沟、修筑碉堡。

南京方面曾想调走张家口守军，傅作义坚决拒绝，他在电报中强调，此地关系全军退路。袁庆荣心里明白，自己守卫的是整个傅作义集团向西撤退的生命线。

1948年11月，东北野战军主力秘密进入山海关。12月，华北军区第3兵团突然包围张家口。为解救这支孤军，傅作义急调其精锐第35军驰援，不料该军在中途的新保安被重重围困。张家口局势更加危急。

12月23日凌晨，袁庆荣接到突围命令，试图率部撤往绥远。部队在严寒中慌乱出城，不久便失去控制、各自奔逃。袁庆荣带领军部人员向预定集合点陶赖庙山口方向转移，却在山谷中遭到解放军预设伏击，队伍被截成数段。

第二天拂晓，袁庆荣换上一身士兵棉袄，混在溃兵中前行。在张北县附近，一队解放军巡逻兵拦下他们进行盘查。盘问时，他自称是“伙夫”，但双手过于细嫩，引起怀疑。一名战士看到他棉袄下露出一小截短剑剑柄，那是蒋介石赠予高级将领的“军人魂”佩剑。

眼看即将暴露，袁庆荣突然掏枪，枪响后子弹打入雪中。战士们马上把他制服，从他身上搜出刻有“中正”二字的短剑及其军官证件。他被押到指挥部后，一位已起义的原傅作义部下军官认出了他：“袁军长？”袁庆荣沉默不语。

袁庆荣被俘的消息很快传到北平傅作义耳中。傅作义听说后，久久沉默。1949年1月，北平和平谈判期间，傅作义通过渠道向解放军方面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对方能对袁庆荣予以适当关照，理由是他“可能对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有作用”。

这一请求产生了效果。袁庆荣没有被送往常规战俘营，而是留在北京，入住功德林。在那里，他受到不同于一般俘虏的对待：独居一室，可阅读报纸，傅作义方面偶尔也可派人探视。管理人员给他提供了纸笔。袁庆荣便开始埋头撰写一份题为《致绥远旧同事书》的材料。

文中他结合亲身看到的情况，分析形势，劝告仍在绥远的旧同事、老部下认清形势，选择和平道路。这封信后来被秘密送到归绥，交到包括他两位兄长在内的若干故交手中。

袁庆荣的家庭关系，在随后的关键时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他的长兄袁庆增时任绥远省保安副司令，掌管七千余人的地方部队；二哥袁庆和则负责绥远境内的军需仓库和补给运输线。两个人的态度对当地局势具有不小影响。

1949年夏，绥远起义进入紧要关头。虽然省主席董其武等人已和解放军达成初步协议，但内部反对声音仍存，部分高级军官犹疑不决，尤其是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的态度极为关键。当年8月，经过有关方面安排，袁庆荣被秘密护送到绥远。

他没有公开露面，而是趁夜间逐一拜访旧部下。前后有十七名旅长、师长级军官，收到他的亲笔信，或与他当面交谈。他对这些老同事说得很实在：“北平已和平解决，傅总司令也走了这条路，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9月19日，起义通电签字仪式举行在即，孙兰峰突然称病不出。就在此时，袁庆荣主动提出前去劝说。二人在孙兰峰住处闭门谈了一个多小时。门再打开时，孙兰峰穿上大衣，随袁庆荣一同前往签字会场。当三十七名将领最终在通电上署名时，袁庆荣静立后方注视着这一切。

起义完成后，袁庆荣的人生揭开新篇。1949年12月，他被任命为绥远军区副参谋长。在新岗位上，他面临新任务：此时绥远匪患严重，数十股土匪活动于草原沙漠之间，危害地方。

袁庆荣利用自己对旧部和社会关系的了解，协助军区建立起有效的情报网。在之后半年多的剿匪战斗中，绥远军区部队共歼灭土匪一万二千余名，其中多条重要情报线索确实由袁庆荣协助提供。

1950年，军区讨论部队整编方案，焦点之一是不是保留骑兵部队。有意见主张取消骑兵，全部改为步兵。袁庆荣提出不同看法。他在会议上指着地图说，绥远地域辽阔、边境线长，在这般广阔地域机动作战，骑兵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他的意见受到重视，最终五千六百匹战马及相应骑兵编制得以保留。这支骑兵部队在之后数年的边防巡逻和执勤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袁庆荣被授予大校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袁家三兄弟走上不同道路。长兄袁庆增选择留在山西，后担任山西省政协常委，主要从事文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留下多篇关于晋绥军时期的回忆文章。二哥袁庆和前往北京，把他掌管的七十余座仓库资产造册清楚，移交给军管部门，此后在商业系统工作，经历私营工商业改造时期。

袁庆荣本人则继续在军队系统服务。1958年，他响应国家号召，主动要求到包头钢铁公司参加军工生产建设。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后，他还结合早年驻防西北的经验，向总参谋部提交过关于高原边防的书面建议。

晚年袁庆荣撰写了一部回忆录手稿，题为《从张家口到归绥》。其中较为平实地记录了自己从华北战场被俘到参与绥远和平工作的经历。在稿末，他写下这样一句感慨：“个人如小船，时代如大河，顺流而行才能前进。”

家人后来回忆，老人平日极少谈到当年战事。唯一一次例外，是观看一部骑兵题材的电影时，他望着屏幕轻声说：“那时候在绥远，骑兵冲起来，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1989年，袁庆荣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