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野千鹤子：女人的自厌里，藏着男人的蔑视——同一副枷锁，两种伤痕

“厌女症”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

上野千鹤子《厌女》

厌女症远非简单的个人好恶，它是一种深植于旧时代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一种广泛存在于社会文化中的、系统性的、对女性的蔑视和憎恨，是一种旧时代瘤毒的延续。

从权力的角度看：厌女可被视为一种微观权力技术。它通过无处不在的话语（如“女人就该…”、“女人不该…”），潜移默化地生产关于“女性”的知识，并塑造符合父权利益的女性身体与行为。女性被置于永恒的“被审视”与“被规训”的位置。

从存在主义的角度看：厌女症的核心在于将女性物化为 “他者” 。男性将自己定义为普遍、绝对的主体（“自我”），而女性则是相对的、附属的客体（“他者”）。女性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的存在，而在于其相对于男性的关系（妻子、母亲、性对象）。这种“他者化”是女性被剥夺主体性的哲学基础。

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男性通过将女性客体化、工具化，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同时对女性进行价值评判与规训；而女性也会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内化这种厌女观念，对自身或其他女性产生否定、贬低的态度。

正如推崇暴力不仅伤害受害者，也会将施暴者异化为暴力机器一样，厌女症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它在压迫女性的同时，也在无形中伤害男性。

其根源在于一套双重绑定机制：

一是“绑架男性”，即对男性的“主体绑架”：强迫他们扮演支配者，压抑真实情感。

二是“驯化女性”，即对女性的“客体规训”：训练她们成为顺从的客体，抑制主体意识。

1. 对男性的“主体绑架”

对男性而言，厌女症是一种 “表达男性气概的通行证” 。

男性并非天生的压迫者，而是被厌女结构绑架的结果。厌女结构对男性的 “主体绑架”，本质是一套残酷的规训：男性被要求必须不断地通过 “对女性的定义与支配” 来证明自己的 “男性身份”—— 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就会被视为 “软弱”“不够男人”，失去在男性群体中的认同和特权。

这种绑架看似让男性获得了主体地位，实则将其困在 “必须持续压迫女性” 的枷锁中，最终导致自我异化：压抑情感、丧失共情能力、陷入无尽的竞争焦虑。

而这套绑架逻辑，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层层落地：

1）双重标准：用 “圣女 - 娼妓” 划分女性，绑定自身主体价值。

绑架逻辑：男性通过给女性设定 “双重标准”（圣女 = 纯洁、奉献，娼妓 = 性感、放荡），既满足自身的欲望（将 “娼妓” 视为可随意处置的对象），又能通过选择 “圣女” 结婚巩固自己 “道德、有担当” 的主体形象。

这种划分的核心是 “男性掌握女性价值的定义权”，而男性的主体地位，就建立在这种 “定义权” 之上 —— 如果无法区分、掌控这两类女性，就会被认为 “缺乏男性气概”。

案例：不少男性在婚恋中明确表示 “要找纯洁、顾家、无复杂情史的‘好女孩’结婚”，却又默许甚至炫耀自己婚前 “撩过很多女生、玩得很开”。就像马斯克、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的风流韵事被视为 “成功男性的魅力证明”，甚至会被一些人羡慕；但如果换成女性，哪怕事业再成功，离婚数次或交往多位伴侣，都会被贴上 “荡妇”“私生活混乱” 的标签，被否定 “作为妻子的价值”。

男性对这种双重标准的坚守，并非单纯的 “自私”，而是被 “主体绑架” 的结果 —— 他们必须通过 “挑剔女性的纯洁度”“炫耀自己的征服史”，才能在男性群体中获得 “有能力、有魅力” 的认可；但这种认可的代价，是彻底丧失对女性的共情能力，也让自己陷入 “必须持续证明‘比女性强’‘比其他男性更有魅力’” 的焦虑中。

2）他者化与物化：剥夺女性主体资格，巩固自身主体地位。

如果说双重标准是男性划分女性价值的工具，那么 “他者化与物化” 则是这种工具的核心运作逻辑 —— 通过彻底剥夺女性的主体资格，将其降格为 “客体、资源或财产”，男性才能更牢固地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

绑架逻辑：男性被规训不将女性视为与自己同等的主体，而是用自己的需求定义女性价值（是否美丽、是否性感、是否适合做妻子 / 母亲）。这种 “定义权” 是男性主体地位的核心 —— 一旦承认女性的自主意志，男性的 “支配者” 身份就会崩塌，进而陷入身份认同危机。

案例：社会上对 “女强人” 的歧视就是典型：男性的 “强” 被视为常态，无需加 “男” 字标注；而 “女强人” 的 “女” 字，却将 “强” 变成了 “女性中的异类”，潜台词是 “女性本该柔弱依附，强是反常的”。职场中，女性 CEO 雷厉风行会被评价 “太强势，不像个女人，不好合作”，而男性 CEO 同样的风格却被称赞 “有魄力”；婚恋中，女性创业者会因 “太优秀、男方 hold 不住” 被拒绝，而男性优秀则被视为 “优质择偶对象”。

男性对 “女强人” 的歧视，本质是 “主体绑架” 下的自我防御 —— 他们无法接受女性突破 “柔弱客体” 的设定，因为这会挑战 “男性是强者、是主体” 的认知；而这种防御，最终让男性失去了与优秀女性平等合作的机会，也让自己困在 “必须比女性强” 的刻板印象中，无法正视自身的局限。

3） 同性社交谈资：以女性为 “道具”，通过群体认同巩固主体地位。

男性的主体地位不仅需要通过 “支配女性” 证明，还需要获得其他男性的认可 —— 而 “以女性为谈资” 的同性社交，就是这种群体认同的核心方式，也是 “主体绑架” 的群体化表现。

绑架逻辑：上野千鹤子借用塞吉维克的三角关系理论指出，男性的价值需要通过其他男性的认可获得。为了维系 “男人共同体”，他们必须将女性作为共同的欲望客体和蔑视对象：分享 “征服女性” 的经验、共同调侃贬低女性，以此划清 “男性主体” 与 “女性客体” 的界限，确认彼此的身份认同。不参与这种谈资，就会被视为 “不合群”“太娘”，被排除在男性共同体之外。

案例：酒局上，男人常通过分享 “撩妹技巧”“征服战绩” 拉近距离，原本生疏的关系因这些谈资迅速升温；大学男生宿舍里，“追女战绩” 是隐性比拼，成功追到女生的人会被视为 “有魅力”，追不到的则被调侃 “没女人缘”；男性论坛里，充斥着 “撩妹教程” 和 “战绩分享”，发帖者因 “战绩突出” 获得大量点赞，质疑这种行为的人则会被群起而攻之。

男性通过女性谈资建立的情谊，本质是 “主体绑架” 下的虚假联结 —— 他们并非真正认同彼此，而是通过 “共同物化女性” 确认自己的主体资格。这种联结既让男性群体更牢固地维护厌女秩序，也让男性失去了建立真实情感联结的能力 —— 他们不敢分享脆弱、不敢表达真实感受，只能用 “征服女性” 的虚假优越感掩盖内心的孤独。

4）暴力展示：用伤害女性的方式，扭曲证明 “男子气概”。

当 “定义女性”“群体认同” 仍无法满足主体地位的确认需求时，“暴力” 就成了极端的证明手段 —— 这是 “主体绑架” 最残酷的表现，也是男性自我异化的顶峰。

绑架逻辑：有毒的男性气概脚本规训男性：必须通过 “硬汉”（冷酷无情）、“主宰”（支配控制）、“征服者”（以性能力论英雄）证明自己。对女性使用肢体、语言、性暴力，成了男性彰显 “男子气概” 的扭曲方式 —— 通过伤害女性这种 “弱者”，他们能快速获得 “我是强者、我是主体” 的虚假优越感；反之，表现出温柔、共情，就会被视为 “软弱”。

案例：丈夫因妻子质疑自己的决策就推搡怒吼，辩解 “男人就要说了算，太软弱镇不住女人”；职场酒局上，男同事当众调侃女同事 “穿得短就是想引人注意”，女同事反驳时被变本加厉羞辱，其他男同事则哄堂大笑；网络上，女性博主发布 “女性独立” 视频后，会遭到男性的恶意谩骂和人肉搜索，威胁 “让你知道男人的厉害”。

用暴力证明男子气概的男性，是 “主体绑架” 最彻底的受害者 —— 他们被规训得丧失了人性，将 “伤害他人” 等同于 “强大”，最终异化为暴力机器。这种暴力不仅给女性带来创伤，也让男性陷入无尽的暴力循环：他们必须持续用暴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一旦无法做到，就会彻底崩溃，同时也失去了感受爱与被爱的能力。

5）恐惧与排斥：抹杀女性化特质，用自我阉割换取主体资格。

“主体绑架” 的终极代价，是男性的自我阉割 —— 为了巩固 “男性主体” 的身份，他们必须彻底抹杀自己身上的 “女性化特质”（如温柔、脆弱、共情），哪怕这些特质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绑架：厌女结构将 “女性化特质” 等同于 “软弱”，规训男性必须远离这些特质，否则就会被视为 “失去男性气概”。男性对 “女性化” 的恐惧，本质是对被逐出男性主体地位的恐惧 —— 为了不被排斥，他们主动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扮演 “冷酷、强硬” 的人设，这是向厌女秩序交的 “投名状”，也是一种自我异化。

案例：初中男生跑步绊倒膝盖流血，疼得眼泪打转却立刻擦干，自嘲 “差点怂了”，怕被同学说 “像女生一样爱哭”；职场男员工看到女同事崩溃哭泣，不仅不安慰，还和其他男同事说 “这点事就哭，太矫情”，哪怕自己心里也有委屈，也从不在同事面前流露；丈夫很爱妻子却从不表达爱意，自己失业后宁愿躲在车库抽烟，也不跟妻子说 “我很难过，需要支持”，怕被看不起 “没本事”。

男性抹杀女性化特质的自我阉割，是 “主体绑架” 最隐秘的伤害 —— 他们用 “失去完整人性” 的代价，换取了 “男性主体” 的身份认同。这种自我阉割让男性陷入情感压抑的困境：不敢示弱、不敢表达爱、不敢追求真实兴趣，最终活成了 “没有温度、没有软肋，也没有真正快乐” 的空心人。

从双重标准到暴力展示，从群体谈资到自我阉割，厌女结构对男性的 “主体绑架” 层层递进：男性必须持续通过 “定义、支配、伤害女性” 或 “压抑自我” 来确认主体地位，否则就会失去男性身份。

但这种 “主体地位” 是虚假的 —— 它以压迫女性为代价，也以男性的自我异化为代价。

这正是厌女症的残酷之处：它不仅让女性沦为客体，也让男性成为被规训的 “工具人”，最终让所有人都被困在性别秩序的枷锁中。

2. 对女性的“客体规训”

这是本书极为深刻和刺痛人心的部分。

上野千鹤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父权制文化长期浸润下，女性的 “客体规训” 早已超越了外部压迫的范畴 —— 它通过 “全景式” 般的内部监控完成终极闭环。

女性不再是被动承受规训的对象，反而将外部的厌女标准内化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主动参与对自身及同类的规训与审判。

这种内化绝非简单的 “自我憎恨”，而是女性在结构性不平等下，为了生存而演化出的复杂适应策略；但代价是，女性的自我被撕裂、欲望被压抑，最终陷入 “自我规训→自我否定→自我异化” 的恶性循环。

这种 “客体规训” 渗透到女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认知到身体、从人生选择到社交模式，无孔不入：

1）价值分割：用 “圣女 - 娼妓” 二分法，完成自我与同类的双重审判。

规训逻辑：父权制通过构建 “好女人 = 贞洁、奉献、母性” 与 “坏女人 = 性感、放荡、有野心” 的二元对立，将女性的价值窄化为单一维度的 “符合男性需求”。这种分割的恶毒之处在于，它让女性主动认同这套标准 —— 既用 “好女人” 的标签自我约束，又用 “坏女人” 的污名审判同类，最终不仅导致女人（不管“好女人”还是"坏女人"）的内心扭曲，还会导致女性群体的内部分裂与相互倾轧。

案例：一位六十岁的女性，一辈子将 “好女人就该为家庭、孩子活” 奉为圭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与旅行梦想，甚至不敢买喜欢的衣服，怕被贴上 “浪费钱” 的标签。当女儿选择 “不婚、专注事业” 时，她把女儿定性为需要教训“坏女人”，不惜严厉指责：“你怎么这么自私？女人的天职就是结婚生子，你这是不孝！”“不结婚生子，以后老了没人管你！” “我一辈子恪守职责，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丢人现眼的东西”……严苛而且没完没了的指责导致母女关系破裂。同时，她那压抑了一辈子的自我需求与情感渴望，并未随着时间消失 —— 丈夫去世后，她突然变得 “不可理喻”：迷恋直播，为了高价打赏男主播，甚至不惜网贷透支。这些看似反常的行为，正是被规训压制的自我，以扭曲方式爆发的必然结果。

这位母亲既是 “价值分割” 的受害者，也是执行者 —— 她用父权标准审判女儿，本质是在确认自己 “一辈子牺牲” 的价值合理性；而她晚年的失控，恰恰印证了这种规训的残酷：被切割的自我与欲望不会自动消亡，只会在压抑中积累，最终以更具破坏性的方式反噬自身。

2）身体规训：将肉身异化为 “迎合男性审美的客体”，终身监控与改造。

如果说价值分割是对女性精神层面的认知规训，那么身体规训则是将这种规训具象化到肉身 —— 让女性的身体成为 “被审视、被改造、被评判” 的客体，而审判者，正是女性自己。

规训逻辑：父权制将 “年轻、美丽、纤瘦” 定义为女性的核心价值，通过文化指令向女性灌输 “不符合标准就是失败” 的焦虑。这种规训的可怕之处在于，女性会主动用男性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身体，将 “取悦他人” 凌驾于 “自我健康” 之上，陷入终身改造的循环。

案例：一位 BMI 完全正常的姑娘，仅因相亲对象一句 “你要是再瘦点就更完美了”，便开启了极端减肥：每天只吃水煮菜、跑步 2 小时，即便生理期也不停止，最终体重过低导致脱发、月经紊乱。当她把自己骨瘦如柴的照片发到朋友圈时，收获的不是担忧，反而有不少女性的羡慕与效仿。还有一位近四十岁的女高管，因男同事一句 “看着有点显老，不如年轻小姑娘有活力”，便陷入疯狂医美：玻尿酸填充、热玛吉、肉毒素轮番上阵，哪怕面部僵硬也不罢休；对外刻意隐瞒年龄，不敢穿显成熟的衣服，生怕被贴上 “老女人” 的标签。

这些行为的本质，是女性将自己的身体异化为 “迎合男性审美的客体”—— 她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与舒适改造身体，而是为了获得男性的认可。这种自我物化，让女性的身体成为 “价值衡量的工具”，而女性自己，正是这套规训最忠实的执行者，最终在追求 “完美客体” 的过程中，摧毁了自身的健康与自我接纳能力。

3）母职神话：将无偿劳动神圣化，用 “牺牲” 绑架女性的人生。

身体与价值的规训，最终会落脚到人生选择的核心 —— 母职。父权制构建的 “母职神话”，将母亲身份包装成 “神圣、本能” 的象征，实则掩盖了其背后高强度的无偿劳动、社会隔离与个人发展的牺牲。

规训逻辑：“母职神话” 通过两种方式完成规训：一是将 “生育、育儿” 定义为女性的 “天职”，暗示拒绝母职的女性 “不完整、不道德”；二是将母职劳动 “本能化”，忽视其劳动价值，让女性的牺牲变得 “理所当然”。这种规训让女性被迫承担母职，同时因不被认可而陷入 “牺牲 — 厌恶 — 愧疚” 的矛盾循环。

案例：一位女性婚后放弃高薪工作，成为全职妈妈，每天 24 小时围着孩子、家务打转：做饭、洗衣、辅导作业、处理家庭琐事，全年无休。但在丈夫眼中，她的付出是 “在家闲着，多轻松”；在婆婆看来，她 “连孩子都带不好”。当她偶尔抱怨 “太累了”，得到的却是 “身为母亲就该付出，这是你的本能” 的指责。长期的无偿劳动与情感忽视，让她对孩子产生了隐秘的厌恶 —— 有时孩子哭闹，她会忍不住发脾气，事后又因 “不够称职” 陷入深深的自我愧疚。

“母职神话” 的本质是对女性劳动的剥削与价值的否定。它让女性相信 “牺牲自我是母亲的本分”，却忽视了母职背后的辛劳与牺牲；而女性在这种规训下，既因被迫牺牲而痛苦，又因 “母职内疚” 而无法坦然表达，最终被捆绑在 “神圣却卑微” 的客体位置上，丧失了自我发展的空间。

4）雌竞：规训下的内部分裂，用贬低同类换取男性认可。

当女性被规训为 “需通过男性认可确认价值” 的客体，而男性的认可又被视为 “稀缺资源” 时，女性之间的竞争便不可避免 —— 这就是雌竞，一种被规训扭曲的生存竞争。

规训逻辑：雌竞的核心，是女性将 “男性的青睐” 等同于 “更好的社会资源与自我价值”，从而围绕男性的标准相互嫉妒、贬低、倾轧。这种竞争不是为了突破规训，而是为了在规训体系内 “成为被男性选中的优先客体”，本质是女性群体的自我消耗，最终巩固了父权制的统治。

案例：女生 C 在朋友圈晒出男友送的奢侈品包包，配文 “谢谢老公的宠爱”；女生 D 看到后，立刻晒出自己男友带她去国外旅行的照片，配文 “有人说物质是浪漫，我觉得陪伴才是”，并私下和共同好友吐槽：“C 的包包一看就是高仿，而且她男友平时对她很抠，也就过节装装样子。”D 的行为看似是 “追求更高级的浪漫”，实则是通过否定 C 的感情价值，凸显自己更受男性偏爱，从而争夺 “被男性认可的优越客体” 地位。

雌竞是 “客体规训” 最恶毒的产物之一 —— 它让女性将同类视为 “竞争对手” 而非 “同盟”，将精力消耗在相互贬低上，而非共同对抗结构性的不公。这种内部分裂，恰恰让父权制坐收渔利，进一步巩固了 “男性主导、女性依附” 的秩序。

5） “作为自我放弃的少女文化”：用自我贬低逃避规训压力。

当对抗规训无力、迎合规训又疲惫时，部分女性选择了一种消极的适应策略 —— 通过自我贬低、扮演 “傻白甜” 逃避社会压力，这正是 “作为自我放弃的少女文化”，一种隐性的厌女变体。

规训逻辑：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女性主动认同 “女性天生柔弱、无知、能力低下” 的厌女前提，将 “我只是个女孩” 作为 “做不到、不敢做” 的借口。通过扮演柔弱、无知的 “傻白甜”，女性可以逃避 “强者” 的责任与压力，同时迎合男性的保护欲，换取生存资源与安全感。

案例：一名女性明明智商高、有主见，却在社交中刻意扮演 “傻白甜”：看到简单的常识会夸张地说 “哇，你好厉害，我都不知道”；遇到小问题就撒娇 “怎么办呀，你帮帮我”。她坦言：“女生太聪明、太强势会没人喜欢”，通过扮演柔弱与无知，她成功吸引了男性的保护欲，也逃避了 “独立面对问题” 的压力。

“自我放弃的少女文化” 看似是 “生存智慧”，实则是对厌女规训的被动妥协。女性通过自我贬低，将自己置于 “需要男性保护的弱势客体” 位置，虽然暂时获得了安全感，却强化了 “女性柔弱、无知” 的刻板印象，也放弃了自我成长与独立的可能，最终陷入 “依赖 — 自我否定” 的循环。

6）自我厌恶与价值否定：内化规训的终极形态，主动自我设限。

当厌女规训完全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认知，最可怕的结果便出现了 —— 自我厌恶与价值否定。女性主动接受 “女性是次等的” 这一前提，从精神层面彻底否定自己的主体资格。

规训逻辑：这种自我否定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 “冒名顶替综合症”，将成功归因于运气而非能力；二是职场与公共领域的自我设限，默认自己 “不够重要、不够格”；三是亲密关系中的底线退让，认为自己 “不值得更好的对待”。本质是女性主动将自己降格为 “次等客体”，完成了规训的终极闭环。

案例：职场中，不少女性在会议上明明有独到的想法，却会下意识觉得 “我是女生，我的意见可能不够重要”，最终选择沉默；面对晋升机会，即便能力完全符合，也会第一时间质疑 “我真的够格吗？男性同事是不是更适合”，进而主动退缩。亲密关系中，有些女性长期容忍伴侣的冷暴力、控制欲甚至出轨，却自我安慰 “他是在乎我”“我找不到更好的人了，能有人要我就不错了”。这些行为的背后，都是 “女性次等” 的内化认知在作祟。

自我厌恶与价值否定，是 “客体规训” 最深刻的伤害 —— 它让女性从精神上放弃了自己的主体地位，主动成为 “次等客体”。这种自我设限比外部压迫更可怕，因为它源于女性自身，让女性在追求平等与自我实现的道路上，主动停下了脚步。

7）性别表演与策略性服从：用扮演换取生存资源，强化刻板印象。

在自我否定之外，另一些女性选择了更主动的适应方式 —— 性别表演与策略性服从。她们刻意扮演符合父权期待的女性气质，以换取保护、资源或避免惩罚，这是结构性不平等下的生存智慧，却也在无形中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

规训逻辑：这种 “表演” 的核心，是女性精准捕捉父权制对 “理想女性” 的期待（柔弱、顺从、体贴），并通过刻意模仿完成角色扮演。表演的目的不是自我表达，而是 “被男性认可”—— 通过满足男性的支配欲与保护欲，换取职场机会、亲密关系等生存资源。

案例：女员工 A 明明有能力独立完成项目，却在男领导面前刻意示弱：“这个项目我不太懂，还需要你多指导”；面对男同事提出的不合理工作要求，她明明内心抗拒，却还是笑着回应 “好的，我尽量试试”。她坦言，自己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被贴上 “强势、难合作” 的标签，希望通过扮演 “温顺、听话” 的形象，获得领导的信任和同事的 “照顾”。但长期的 “违心表演” 让她陷入深深的自我厌恶，觉得自己 “活得不真实”。

性别表演与策略性服从，是女性在规训体系内的 “无奈之举”—— 它让女性暂时获得了生存空间，却也强化了 “女性需顺从、依赖男性” 的刻板印象。这种 “以牺牲真实自我为代价的生存”，最终让女性陷入 “表演 — 自我厌恶 — 更用力表演” 的循环，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 “客体” 身份。

8）成为 “父权的女代理人”：主动维护规训，换取依附性特权。

“客体规训” 的终极形态，是部分女性从 “被规训者” 转变为 “规训者”—— 成为 “父权的女代理人”。她们通过积极维护父权规范，证明自己 “不同于其他女性”，从而换取父权体系内的有限特权。

规训逻辑：这些女性深刻理解父权制的规则，并主动与 “普通女性” 划清界限：通过批判同类的 “不符合规训”（如不够温顺、过于强势、拒绝母职），证明自己是 “父权秩序的忠实维护者”。她们获得的特权（家庭话语权、职场特殊待遇）本质上是依附性的 —— 一旦失去 “不同于其他女性” 的标签，便会被父权体系抛弃。

案例：家庭中，有些母亲会将 “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女人” 的规训传递给女儿：“女孩子要温顺、漂亮，早点结婚生子才是正经事”“太强势的女人没人要”；婆婆对儿媳的要求更为苛刻：“你要辞掉工作在家带娃，女人的天职就是照顾家庭”“要顺从丈夫，不能反驳他的意见”。职场中，部分女性领导会表现出 “皇后蜂” 现象：对女下属格外严苛，批评她们 “穿得太性感不像正经职场人”“结婚生子会影响工作”，甚至在晋升评估中直言 “男性更有魄力，适合当领导”。她们通过贬低同类，证明自己 “更符合父权期待”，从而巩固自己的位置。

“父权的女代理人” 看似是 “规则的受益者”，实则是 “客体规训” 最彻底的牺牲品。她们为了换取有限的依附性特权，主动成为父权制的 “帮凶”，参与对女性群体的压迫；但这种特权本质上是脆弱的，因为它建立在 “否定自身性别” 的基础上，最终无法让她们真正获得平等与尊重。

从价值分割到身体改造，从母职绑架到雌竞内耗，从自我否定到主动表演，再到成为规训的代理人 —— 女性的 “客体规训” 是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精神与肉身双重压迫。最让人难受的是，这场规训的执行者，往往正是女性自己：父权制通过将厌女标准内化，让女性成为 “全景敞视监狱” 中的自我监控者，既审判自己，也审判同类。

这种规训的本质，是将女性彻底降格为 “服务于男性需求的客体”：你的价值由男性定义，你的身体由男性审视，你的人生由男性规训。而女性在这场规训中，不仅失去了自我、压抑了欲望，还陷入了内部分裂与自我厌恶 —— 这正是父权制最大的罪恶：它让女性主动参与对自身的压迫，从而让性别不平等的秩序得以代代延续。

3. 从认识到行动

必须认识到厌女症是系统性的文化糟粕遗留问题，而非个别“坏男人”或“坏女人”的问题。它如同无色无味的有毒气体，我们身处其中，有时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呼吸它。要挣脱这张无形的网，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

男性的责任：从“既得利益者”到“体系解构者”。

男性的首要责任，是进行深刻的意识觉醒：认识到自己身处一个不公正的体系，这个体系在赋予他们结构性特权（如在职场、家庭、公共话语中默认的权威与便利）的同时，也用“男子气概”的枷锁对他们进行绑架与伤害。

这种伤害体现在：被剥夺细腻的情感词汇与表达权（“男儿有泪不轻弹”）、被迫卷入无限高压的竞争（必须“成功”，因为是满人，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在亲密关系中无法袒露脆弱、身心健康被漠视。

因此，真正的平等不在于女性的“追赶”，而在于男性主动的“放弃”与“重建”：

主动放弃特权：不是在口头上支持平等，而是在具体行为上让渡优势。例如：

在职场：在有影响力的会议上有意识地推荐女性同事发言、分享可见度；在招聘和晋升中主动质疑是否存在无意识的性别偏好；主动分担行政、会务等“隐形工作”。

在家庭：不是“帮忙”做家务和育儿，而是将其视为理应平等分担的责任；主动学习护理、情感沟通等技能；尊重女性家庭成员的事业选择，而非默认其为照顾者。

在社交中：打断朋友圈子中物化女性或带有性别歧视的“玩笑”；在听到“女人就是情绪化/不讲逻辑”等言论时提出异议。

解构有毒的男性气概：拥抱并展示“刚毅”之外的品质——温柔、共情、协作、脆弱。公开谈论自己的情感困境、寻求帮助、赞美其他男性的非传统优点。这为更年轻的男性提供了新的榜样。

比如：一位父亲在家庭中主动承担一半的育儿琐事（如夜里喂奶、请假带孩子看病），并鼓励妻子追求全职工作或进修。

女性的团结：打破“分而治之”的陷阱。

厌女结构得以维持的一大支柱，就是挑动女性间的内部竞争与鄙视，即 “分而治之” 。“好女人”与“坏女人”、“好妈妈”与“事业狂”、“白幼瘦”与“女汉子”……这些标签旨在分化女性，让她们互相监视、批判，从而无法形成统一的变革力量。

女性的团结，关键在于识破这一陷阱：

拒绝标签与审判：认识到对另一位女性的苛责（“她穿衣太暴露”、“她好有野心”、“她没女人味”）常常是内化了的厌女症在作祟。这些评判标准本身，就是规训的工具。

拒绝成为规训他人的工具：不将“婆婆”、“女领导”、“女前辈”等身份自动转化为规训下一代或同性的权力，而是转化为理解与支持。

从竞争转向共情与支持：在职场、社群和日常生活中，主动为其他女性提供支持、资源和掌声。

比如：

职场上：当一位女同事因休产假而项目被接手，回归后遭遇边缘化。团结不是指责她“耽误工作”，而是理解其困境，主动分享信息、在会议上引用她之前的贡献，帮助她重新融入。

舆论中：当一位女公众人物因私人生活（如离婚、恋爱、穿着）被推上风口浪尖时，团结不是加入“荡妇羞辱”或“完美女神”的讨论，而是质疑讨论本身为何总聚焦于女性的私德与身体，并将话题转向她的专业成就或事件背后的结构性不公。

日常生活中：不对其他女性的婚恋选择（结婚/不婚、生育/丁克）、职业路径（拼搏/回归家庭）、外貌管理（化妆/素颜）品头论足，尊重每条道路的自主与艰难。在听到“女人多就是非多”、“女人善妒”时，用具体行动证明女性间可以协作共赢。

最终，男性的责任与女性的团结，是一体两面。男性解构特权，为女性团结创造了更安全、少敌意的空间；女性的强大团结，又能反过来推动并支持更多男性挣脱枷锁。

真正的平等，从来不在于性别对抗，而在于双方共同卸下厌女症分配的扭曲剧本——男性从“支配者”的硬壳中走出，女性从“被审视者”的牢笼中挣脱。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相遇在更真实、更自由的地平线上。

厌女症是一张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身处其中的、无形的网，是束缚全体性别的共同枷锁，看清这张网的经纬，正是我们开始挣脱它的第一步。

插图来自日本画家菱田春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