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这句话乍一听好像是句废话,谁不认自己是谁?
但是转过头来看一看欧洲就明白了,一些语言和文化差异可能远小于我国南北方的地方,在欧洲却是作为独立主权国家而存在的。
中国民族众多,各地方的方言迥异,南方一些省份的地方甚至隔了一个镇讲的话就不一样了,可奇怪的是,无论说哪种方言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是中国人。
这便引出了一个让许多外国朋友感到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在幅员辽阔、文化多样的中国,人们对“中国人”这一身份的认同如此牢固和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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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个问题,不能只看现在,得把目光投向几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国的首次统一起点并非秦始皇的千军万马,而是一种更早、更深层的观念——“大一统”思想的萌芽。
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天下”的概念就已经出现。
周天子被认为是“天之元子”,代表天统治着“溥天之下”的土地和人民。
这种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需要一个中心来统领的观念,像一颗种子埋在了中国文化的土壤里。
后来儒家学者更明确地提出“大一统”,认为这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
老百姓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战乱后,也深深渴望“定于一”的安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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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秦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秦朝虽然短命,但它打下的制度框架影响深远,因为它确立了一个观念:天下可以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个整体应该由一个中心来治理。
后来汉朝接棒,把这套理念用儒学包装起来,变成了一套有道德支撑的政治秩序。
这个时候,“中国”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文明秩序的代名词。
谁掌握了这套秩序,谁就代表“中国”。
哪怕你原本是边疆部族,只要接受这套规则,推行礼乐制度,尊孔读经,那你也可以是正统。
反过来,如果你占据中原却不施仁政,不守礼法,那就算你坐了龙椅,也被视为“僭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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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在历史上反复上演。
五胡乱华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族群纷纷入主中原,但他们没有试图另立新国,而是争相宣称自己继承了华夏正统。
北魏孝文帝甚至主动汉化,迁都洛阳,改姓元氏,穿汉服,说汉语,目的就是要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国”。
到了唐朝,出身关陇集团的李唐皇室本身就有鲜卑血统,但没人质疑他们是中国人,因为他们在文化上完全融入了中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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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虽然军事上弱势,但在文化输出上极强,周边的辽、金、西夏、高丽、日本都以学习宋朝制度为荣。
哪怕打仗打得你死我活,文化上还是认这个“中国”的招牌。
元朝和清朝更是典型,蒙古人建立的元朝,虽然一开始对汉人实行等级制度,但很快就开始修史、开科举、设行省,试图把自己纳入中国王朝的谱系里。
清朝就更不用说了,满清入关后迅速接管了明朝的官僚体系,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个个熟读四书五经,亲自批注经典,还组织编纂《四库全书》。
他们不是在消灭中国文化,而是在争夺对“中国”解释权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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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满清灭亡后,民国和后来的新中国也都没有把清朝视为外来政权,而是将其纳入中国历史的正统序列之中。
这种包容性,在世界其他文明里,尤其是欧洲,极为罕见。
欧洲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政治逻辑不一样。
欧洲自罗马帝国分裂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政权,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名不副实,教皇和国王互相掣足,各地领主各自为政。
到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语言、宗教、历史记忆成了划分“我们”和“他们”的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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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之所以是法国人,是因为说法语、信天主教、经历过大革命;德国人之所以是德国人,是因为说德语、有共同的日耳曼传统。
一旦这些要素出现差异,认同感就容易断裂。
比如比利时,北部讲荷兰语,南部讲法语,两边在文化、经济、政治上长期对立,差点就分家了。
再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有自己的语言和历史叙事,一直闹独立。
这些在欧洲被视为正常现象,但在中国人看来就有点不可思议,不都是一个国家,至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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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之所以会这么想,是我们不以语言、血缘、地域作为首要标准,而是看是否认同这套文明秩序。
广东人讲粤语,福建人讲闽南话,新疆人讲维吾尔语,但只要接受国家法律、尊重历史文化、参与公共生活,就是中国人。
这种认同不是排他的,而是开放的、动态的。
你今天可能来自边疆,明天通过科举进入中央,后天你的后代就成了“中原士族”,这种流动性,让“中国人”的身份具有极强的吸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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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多少游牧民族、山地部落、海外移民,最终都融入了这个共同体,不是因为他们被同化了,而是因为他们主动选择了加入这个文明体系。
现代中国也延续了这一传统,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这种制度设计既保障了国家统一,又尊重了地方特色。
所以你去云南,能看到傣族泼水节热热闹闹;去内蒙古,能听到蒙古长调悠扬婉转;去西藏,寺庙香火不断,信众虔诚。
这些都不是“被允许”的文化表演,而是真实存在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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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一些人总喜欢用他们的民族国家模型来套中国,结果越套越糊涂。
因为他们不明白,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
我们的国家认同,建立在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之上,而不是近两百年的民族建构之上。所以我们可以包容差异,可以在多元中求统一,可以在变化中守根本。
这种模式或许不适合所有国家,但对中国来说,它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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