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古典战地记者的离世｜怀念Peter Arnett

第一次见到Peter Arnett,是2007年初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俱乐部（FCC）。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颇为正式地在讲台上发表演说。那一年他已经73岁，作为美联社记者完整经历了越南战争的战地报道；作为CNN战地记者在巴格达宾馆的阳台上历史性地第一次新闻直播战争；63岁时，被本·拉登的手下套上头套，邀请至一个秘密山洞里，独家专访了这位在四年之后策划9.11事件的基地组织领导人。

这些经历使他看上去就是十足的“教科书式“的战地记者。而且，他保持了职业的独立性。他的战地报道往往因为不想迎合美国政府的战争宣传而饱受争议。

在一周之后，他就到了汕头大学，成为我的同事。吸引他来中国执教的Peter Herford教授知道他的传奇经历肯定会引起中国新闻机构、大学的广泛兴趣。这些采访、演讲的事务都是由我负责联系，Herford教授向Arnett吹嘘我几乎认得所有的中国记者，我们就这样在邮件里先“认识”了。而驻华外国记者也对一位美国战地记者来华任教感觉神秘，也有很多约访。那是一个教育、文化、新闻甚至政治都可以平等交流的时代。

我猜想，出生于新西兰南岛的Arnett，或许在一个远离大陆的小镇获得了对所有权力中心都平视的距离。他的父亲在一个叫做Bluff的深水港工作，那里离南极有两千公里，却拥有世界最南端的街灯。英格兰人在200多年前来这里捕鲸，获取鲸脂，用来做照明和工业用油。Arnett是英格兰人和毛利人结合的后代。23岁，他在悉尼碰到一个加拿大女孩，恋爱中的两人一起前往泰国探险，就住了下来。他在美国人办的《曼谷世界报》工作，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在这个时期，他采访了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记者埃德加·斯诺，英国作者毛姆，甚至在印尼，他采访了卓别林。

写到这里，我已经感到一种来自纸面背后的凝视。为什么我要去怀念一位曾为美国媒体工作的战地记者呢？美国的新闻原则早已不是中国大陆崇敬的圭臬，他们也在经历衰落，他们也有很多问题。我在想这些凝视，正在以意识形态的不同，甚至简单的国籍不同，所生活的地方不同，而简单地划分人群，区别“敌我”，而忽视了历史中，个体在时代里可以保持的独立性和丰富性。

Arnett正是这种独立性和丰富性的代表。他可以为美联社（AP）做兼职，从政变的老挝每天徒手泅渡湄公河，把新闻稿件装在一个塑料筒里带到泰国，向世界发出报道。也可以在南越统治的西贡街头，报道抗议吴庭艳总统而自焚的僧侣。美联社西贡分社社长马尔科姆·布朗（Malcolm Browne）拍摄的自焚照片，以及Arnett后来获得普利策奖的现场报道，使美国政府最终决定支持政变的杨文明将军，把吴庭艳赶下台。这场美国支持的政变引发不少争议，被认为是最终南越溃败的原因。这些报道也使美国国内的反战浪潮达到高峰，约翰逊总统向美联社施加压力，要求撤换掉Arnett。

新闻要成为变幻世事中一股独立的力量，殊为不易。拥有美国和新西兰双重国籍的Arnett，在某些场合被称为“叛徒”，认为他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他的妻子Nina来自南越。甚至，Arnett和机构媒体的合作也是独立的。当1991年海湾战争前夕，各国记者纷纷撤离巴格达的时候，CNN的创始人泰德·特纳（Ted Turner）打电话劝他留在当地报道。Arnett不无讽刺地记下当时的场景：

他说：“我希望与你一同在那里。” 我问泰德他从哪里打电话给我，他说：“在洛杉矶简·方达的家，她的床上。“我回答：”泰德，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在巴格达？“他只是笑笑。泰德那时正在追求简·方达，不久之后与她结婚了。我参加了他的婚礼，而泰德从来没到过巴格达。

——引文均摘自《我怎样采访本·拉登》，下同，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留在巴格达的Arnett在战争开始的十天之后，被萨达姆邀请前去专访。他又被美国国内指责受萨达姆的宣传操弄。甚至，到了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时候，NBC等雇佣他的新闻机构终于不愿再因为保护他而受到国内舆论指责，和他解除了工作协议。这一段伊战的报道历史，他曾经想新写一本书，也委托我和南方日报出版社签了协议，可惜他只写了两章就停笔了。

（Arnett采访萨达姆, 1991, 巴格达)

对于我来说，Arnett是一位可爱的老头。他对新接触的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尊重。在来汕大执教的三周之后，他给女儿Elsa的电邮中这样写：

“昨天早上7:30，我走去上课时，浓雾萦绕的校园和旁边的山丘，让我联想起中国水墨画里经常出现的一幕：群山环绕的乡间，孤身的旅人走向山谷对面的家乡。当我跨过荷花池上的小桥走向新闻学院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

在他时隔11年重访北京的飞机上，他和我确认了彼此的手机号码。“Just in case (以防万一)”， 他说。我居然有一种为一名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保驾护航的感觉。他感叹北京那么大的城市居然没有贫民窟。他去了中国传媒大学和清华大学演讲，还在央视接受了主持人田薇在《对话》节目的专访。后来，从上海到广州，我们又一起去了很多地方。

我建议他去我的家乡潮州走走，那里有他喜欢的老物件。那时潮州牌坊街还没重建，整条太平路完全是原生态。我们穿梭在一间间不起眼的小铺子。我们碰到一位姓黄的五十多岁的店主，聊得不错。当黄先生用手抹开花瓶瓶底的残土，显露出写着年代的字迹时，Arnett的眼睛都迷离了。

黄先生说话有点哆嗦，但是他也知道大主顾来了，搬出了号称从明洪武到清乾隆之间的各式古董。虽然我也说，这些古董真假莫辩。但是Arnett说，赝品有赝品的价值，真正仿得好的赝品也是艺术品。黄先生面对美金也不知该不该收，转身和老婆商量。老板娘迟疑地说，美金好像在跌……

后来，Arnett已经能够自己乘车到潮州，找这位黄先生。他还把搜寻范围扩大到开元寺对面的一些古玩店。有一天接近中午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原来是他让我在电话里代为翻译。因为店主人见他豪爽，要留他吃中饭，他让我礼貌地拒绝了。

再后来，我们的搜寻范围扩大到上海城隍庙，在一次讲学之余，我陪他继续淘古物。结果在城隍庙的地下室他看中一对号称北宋的孩儿枕，店主开价数千，被我拦腰砍半。Arnett看来很喜欢这对孩儿枕，把它们抱回汕头放在自己的公寓。

他对学生极好，经常和学生聚餐。在一封我们约见面的邮件，他提到当晚要去和学生唱KTV。Herford教授告诉他："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时候受人保护，出过国的不到1%。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是中国没受过饥饿也没经历过战争和革命的第一代人。" Arnett说自己对学生们"既不隐瞒战争的恐怖，也没有详述其中的暴力。我要他们明白，报道战争和参与战争截然不同。每篇报道，包括战争报道，都有它的两面性。"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带领汕头大学的学生重访了越南，从当年的北越到南越，他说：“我希望学生们能够感受一下那场战争，更重要的是，能够跳出现代的冲突，看看越南人民是如何把战争留在身后的。毕竟，9000万越南人中超过一半是在1975年战争结束后出生的。” 后来，他又带领另一个汕大学生报道团出访了加纳和乌干达。回想起来，我为18年前的汕大学生感到幸福，这得益于长江新闻学院创院院长陈婉莹教授的规划和远见。

今天早上我打开了尘封多时的旧Gmail账户，输入Arnett的邮箱查看那些当年的工作邮件。我看到那时28岁的我，在多元文化和国籍的同事和外部联系交互中，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那是非常密集的四年，我们一起筹办了国际战地记者研讨会，邀请了很多国际战地记者和中国的战地记者唐师曾、闾丘露薇、黄文等对话。我也推动了Arnett的书在南方日报出版社的出版，还希望他能多出几本。误解的破除，在于信息的开放和人为壁垒的打破。这些交流努力，其实也是新闻人的业务范畴。

2008年从美国采访大选回来，我也想去欧洲看更广阔的世界。我请他给我申请英国的大学写推荐信。在他的公寓里，他说，我要先写下自己做过哪些事，然后再写我和你的交往，这样推荐才比较有分量。那晚在他的卧室，植物和“古董”掩映，他认真地给一位比他小45岁的同事写一封改变未来的推荐信。一个纷乱的、古典的20世纪下半叶世界，似乎浓缩起来，又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学课堂扩散，有幸和Arnett相逢的年轻人，都得到了这份传承。

2014年，他离开了汕头大学，回到美国定居。我们最后的一封通信，也停留在那个时候。

昨天晚上，我梦见Arnett坐在潮州戏院的门口，身边有几个外国朋友，似乎在吃着甘草水果。我想走上前去，告诉他Peter去世了。但想了一想，觉得他就是Peter呀。或许他就是这样，已经活在一个梦幻之境了。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世界，已经越来越少人敢于做梦了。

（图片除下图纽约时报截屏外，均来自《我怎样采访本·拉登》一书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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