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8月14日,甘肃省武威市二轻局会场,一场普通的会议被突如其来的抓捕打断。
时任武威市文化馆干部的裴树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警察带走,现场所有人都听到了对他的指控——“强奸罪”。
从会场到公安机关的一路上,近百人围观了这个“强奸犯”的游街示众,然而九年后,当年指控裴树唐强奸的女演员竟然跪在他面前,泪流满面地说出了真相:“是我诬陷你。”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女子为何要诬陷裴树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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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树唐
1986年8月5日下午,武威市文化馆干部裴树唐召集文艺骨干在自己的办公室安排业余文艺调演事宜,会议结束后,他发现业余歌手刘慧芳在唱法上存在问题,便决定为她进行单独辅导。
辅导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左右才结束,这本是一次正常的业务指导,却因刘慧芳未婚夫的误会而演变成了一场风波。
刘慧芳的未婚夫曹某对两人独处一室表示怀疑,尽管裴树唐和周围同事多次解释,曹某仍然坚信两人有不正当关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九天后,刘慧芳竟然在未婚夫的陪同下,向公安机关控告裴树唐强奸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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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12月17日,原武威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裴树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裴树唐不服判决,先后两次上诉,但均被维持原判。
入狱后的裴树唐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但他在监狱中的表现却出人意料,凭借着自己的文化素养,他在看守所里帮助其他犯人写申诉材料,逐渐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有意思的是,由于他在当地文艺界有一定知名度,有些认识他的犯人还主动保护他,甚至有人向其他犯人打招呼“谁也不许欺负裴老师”。
在监狱里,裴树唐被任命为“监道长”,负责管理十五到十六间监仓的钥匙,这让他有了相对自由的活动空间。
令人敬佩的是,在服刑期间,裴树唐先后获得了六次减刑机会,但每一次他都坚决拒绝了,他认为,接受减刑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而他坚持自己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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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裴树唐刑满释放,但“强奸犯”的标签让他举步维艰,妻子与他离婚,孩子在学校遭受歧视,母亲也与他断绝了关系,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在餐馆洗碗,甚至靠捡废品维持生活。
但裴树唐没有放弃寻找真相,出狱后,他开始四处寻找刘慧芳的下落,这一找就是七年,2000年,转机终于出现,刘慧芳主动找到裴树唐,跪在他面前,递上了一封亲笔忏悔信。
信中详细说明了当年的真相:她是在他人指使和威逼下,才诬告裴树唐强奸的。
刘慧芳透露,当年文化馆的领导因为嫉妒裴树唐的才华和声望,利用她与未婚夫的矛盾,设计了这场诬告,领导承诺事成后为她和她未婚夫安排工作,但事后却并未兑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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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刘慧芳的忏悔信后,裴树唐开始了漫长的翻案之路,他带着新的证据多次向各级法院申诉。
2009年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令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这一指令为案件的逆转打开了突破口。
2010年7月21日,武威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刘慧芳作为关键证人出庭,当庭承认自己24年前的指控是虚假的,她表示,整个事件是有人精心策划的“局”,而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棋子。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决认定裴树唐犯罪的主要证据是被害人陈述,而现被害人已否认这一陈述,导致原审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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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案件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因素,根据刘慧芳后来的陈述,当年文化馆的馆长汤希道和副馆长俞鸿康是这场诬告的主要策划者。
汤希道因为嫉妒裴树唐的才华和在群众中的声望,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设计陷害,他利用了刘慧芳未婚夫的猜忌心理,威逼利诱刘慧芳诬告裴树唐。
更令人深思的是,案件审理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疑点,裴树唐的辩护律师曾发现刘慧芳在私下承认自己是受人所迫才诬告,并将这一情况记录在案。
然而,这份关键的笔录原件后来却被法院的法官借走,再也没有归还。
刘慧芳在法庭上改变证词时,甚至遭到法官的训斥:“真是好话坏话全由奸妇口中出!” 这些细节都反映出当时司法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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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6日,凉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亲自将无罪判决书送到裴树唐家中,这一刻,距离他被捕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
法院经审理认为,起诉书指控裴树唐强奸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控裴树唐犯罪的直接证据只有刘慧芳的陈述,而刘慧芳现已否认这一陈述,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缺乏相关物证或鉴定结论,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裴树唐最终被宣告无罪,并获得了41万元的国家赔偿,他的公职和退休待遇也得到了恢复。
拿到无罪判决书的那一刻,裴树唐当场写下了一首诗:“庭审无罪案终审,喜哭无泪泣无声,酒敬天下正义君,遥叩京城谢党恩。” 这25年的坚持,终于换来了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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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判无罪后,裴树唐在送达文书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慨,二十五年的光阴已将他从风华正茂的文化馆干部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
当年的文化馆馆长汤希道、副馆长俞鸿康和一审主审法官蒲克仁等关键人物已相继离世,裴树最终选择了不再追究。
这起案件留下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权力如何利用道德指控达到目的,以及司法系统在面对此类指控时应有的审慎与独立。
裴树唐的3007封申诉信和六次拒绝减刑,最终在四分之一世纪后为他赢回了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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