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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中旬的北京,天已经很冷了。火车站台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高音喇叭里口号声此起彼伏。王朝阳背着一个挎包,提着一个帆布大提包,站在人群中,心里却出奇地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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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阳是六七届高中毕业生,按说早该有自己的前途和选择。但在那个时代,“上山下乡”成了他这一代人共同的去向。 车站广场大喇叭里一遍遍播放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一起准备下乡的同学的脸上有激动,有迷茫,也有强装出来的豪迈。
火车缓缓启动时,站台上有人哭了,有人挥舞着手臂高喊口号。王朝阳只是把手伸出车窗,朝远处的家人挥了挥。他看不清父母的脸,只觉得眼睛有点发酸,赶紧把头缩了回来。
火车翻山越岭,穿过华北平原,跨过黄河,越接近陕西,窗外的景色越显得苍凉。黄土高坡像一道道起伏的脊背,光秃秃地伸向远方。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在铜川小站下了火车,又换乘汽车,颠颠簸簸地来到了陕北革命圣地延安。再后来,汽车也开不进去了,王朝阳他们跟着前来迎接的乡亲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土路,步行走向马家圪塔大队。
那是一片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沟沟壑壑,塬上塬下,一眼望不到边的黄。冬天的风很硬,带着土腥味,吹在脸上像小刀割肉一样疼痛。
马家圪塔大队第三生产小队成了王朝阳他们八名北京知青的落脚地。马队长把他们领到老乡家里,临时借住。老乡很热情,腾出最好的窑洞给他们住,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家,人多炕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尴尬是难免的。
晚上躺在陌生的土炕上,听着屋外呼啸的风声,王朝阳常常睡不着。他想起北京的四合院,想起上学时的教室,想起还没来得及展开的青春。
“这就是以后的生活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直到第二年初秋,队里才给他们打了新窑,成立了知青点。三孔新窑洞一字排开,虽然简陋,却真正属于他们自己。
那天,他们把行李从老乡家搬过来,看着窑里铺着新炕席的土炕,看着一应俱全的生活用品,几个人站在院子里,心里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咱也算有个家了。”王朝阳笑着感慨道。
这个“家”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晚上点的是昏暗的煤油灯,可对他们来说,这是在黄土高原上扎下根的象征。然而,真正的扎根,不只是住在哪里,而是要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1969年秋天,大队书记找他谈话。
“朝阳,你是北京来的,文化高,大队决定让你去马家圪塔小学当民办教师。”
王朝阳愣住了,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当老师,更没想到会在这样一所山沟里的小学走上讲台。
“我……行吗?”他有些犹豫。
“怎么不行?你是高中生,在咱这儿就是大知识分子哩。”大队书记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好干,给咱马家圪塔培养几个有出息的娃娃。”
就这样,王朝阳成了吴家沟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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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圪塔小学坐落在村头的土塬上,几孔窑洞改成了教室。一共四个年级,四名老师。刘校长是公办教师,负责教三年级;教一年级的是大队书记的大哥,据说只有小学文化,一直守着一年级的孩子们;教二年级的是大队会计的儿媳妇,也是小学文化。而四年级——这个学校里“最高的年级”,则交到了王朝阳的手里。
四年级一共十七名学生,十一名男生,六名女生。孩子们大多晒得黝黑,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眼睛却很亮。
第一次走进教室,王朝阳有些紧张。黑板是用墨汁刷过的木板,课桌是用土坯垒起来的,凳子是学生娃自己从家里搬来的。孩子们端端正正地坐着,好奇地打量着这位从北京来的新老师。
“同学们,我叫王朝阳,从北京来,以后就是你们的老师了。”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亲切温和一些,还特意放慢了语速,生怕学生们听不懂他说的普通话。
“北京?”有学生小声嘀咕,“北京离这儿远不远?”
王朝阳笑了笑说:“远,坐火车要好几天。”“那你还回去吗?”一个男孩脱口而出。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了,所有孩子都看着他。
王朝阳愣了一下,然后苦笑着说:“那是以后的事情,我现在就在这儿教你们,是你们的老师。”
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刚开始的日子并不轻松,几个男生特别调皮,上课总是交头接耳,有人还在下面做小动作。王朝阳批评他们,他们当面点头,转头照样。
有一次放学的路上,一个叫马二奎的男生,竟然拿粉笔在王朝阳背后画了一个大圆圈,还笑着说:“王老师得了一个大零蛋。”引得学生们都来围观。
王朝阳停下脚步,回头看着马二奎。马二奎站在那里,脸上带着挑衅的神情,又有一点紧张。
“你为什么要作弄老师?”王朝阳压着火问。“谁让你总批评我?”马二奎嘟囔着。
那一刻,王朝阳突然意识到,这些孩子并不是单纯的“坏”,他们只是野惯了,没什么规矩,也不真正明白“老师”这两个字的分量,更不知道老师批评他是为了他好。
他深吸了一口气,没有再责骂,只是说:“你作弄我,我心里会难受。以后,不准再这样。”马二奎撇撇嘴,没吱声,转身跑开了。
慢慢地,王朝阳发现了一个让他哭笑不得的问题——班上不少男生的头发很长,乱糟糟地堆在头上,看起来像一蓬乱草。还有一些学生,头发不算长,却剪得奇形怪状,像是在头顶扣了个碗,沿着碗边剪了一圈。
一天下课后,他叫住了几个头发最长的男生。“你们怎么不理发?”他问。“家里没人会剪头。”一个男学生挠挠头,“俺大天天出山劳动挣工分,俺妈也不会剪头发。”
“以前是谁给你们剪?”
“有时候是俺爷,有时候村里谁会剪就让谁剪剪。”另一个男孩说。
王朝阳看着他们乱蓬蓬的头发,心里突然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这些孩子的生活,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他们缺的不只是书本和文具,还有最基本的生活照料。
他想起自己在北京时,每隔一段时间,父亲就会带他去理发店,坐在转椅上,听着推子“沙沙”的声音,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点点变得精神。那时候,他从未想过,理发这件在城市里再普通不过的小事,在这个黄土高原的小山村,竟然成了一种“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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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天,趁着学校不上课,王朝阳步行十里路,去了公社的供销社,他想买一把推剪给学生理发。可公社供销社没有推子,王朝阳白跑了一趟,他给学校买了粉笔和黑板擦,还给学生买了铅笔橡皮。第二个星期天,王朝阳起了大早,步行到公社汽车站,坐车去了县城,在县城总算买到了推子和剪刀。
回到知青点,他把推子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有人好奇地问:“你买这个干嘛?你又不会剪头。”“我想学习一下,给学生剪。”他说。
从那天起,王朝阳的“第二课堂”开始了。
不上课的时候,他会在教室里腾出一块地方,让头发长的学生排队,挨个来理发。刚开始,孩子们还有些不好意思,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第一个坐到他面前。
“来,马二奎,你先来。”王朝阳点了那个曾经用粉笔在他后背画圆圈的男孩。
“我不剪,我家没钱给你。”马二奎用手捂住头,一边说一边往后缩。
“你头发都快遮住眼睛了,再不剪,上课看不见黑板。”王朝阳故作严肃,然后又微笑着说:“老师给你剪头发,不要你一分钱。”
学生们哄笑起来。马二奎脸一红,只好走了过来,不太情愿地坐到他面前。
王朝阳把一块旧毛巾围在他脖子上,握紧推子,有些紧张。他在心里回想自己以前在理发店看到的步骤,先从侧面开始,一点一点往上推。
推子“沙沙”地在男孩的头上走过,剪下的头发落在地上,头皮上还能看到爬动的虱子。孩子们围在一旁,好奇地看着。
很快,王朝阳就不那么紧张了,推子在他手里渐渐有了感觉。虽然谈不上什么发型,但至少比原来乱蓬蓬的样子精神多了。剪完之后,王朝阳让他去水缸边照照看。
“哎,还挺好看哩,比上次俺爷给我剪的好看多了。”马二奎很高兴,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之后的日子里,每逢星期天不上课,或者傍晚放学以后,王朝阳的“理发店”就开张了。他不收一分钱,一个接一个地给孩子们剪头发,也给知青们理发。
起初,他只会剪最简单的“平头”,后来慢慢摸索,竟然也能剪出几种不同的发型。有的孩子喜欢头发留长一点,有的则希望剪得短些,凉快。王朝阳就根据他们的头型和喜好,尽量让他们满意。
“老师,你咋啥都会?”有一次,一个女生忍不住问。“我也不是啥都会,不会就学,认真学就能学会,学习也是这样,只要认真学,就能学习好。”王朝阳笑了笑,还把理发跟学习联系在了一起。
王朝阳知道,自己能做的其实很有限,他改变不了黄土高原的贫瘠,改变不了这里落后的教育条件,也改变不了这些孩子注定要面对的艰难生活。但至少,他可以让他们在走进教室的时候,看上去更干净、更精神一点。还有,他会让孩子们知道,黄土高原以外,还有更广阔的天地。
慢慢地,学生们对他的态度变了。上课交头接耳的少了,故意捣乱的也少了。马二奎虽然还是有些调皮,却再也没作弄过老师。有时候,他还会主动帮老师擦黑板、搬凳子,批评调皮捣蛋的学生。
有一次王朝阳感冒了,嗓子哑得说不出话。第二天走进教室,他发现黑板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讲台上整整齐齐地摆着几样从山上采来的草药。
“老师,俺娘说这药治发烧嗓子疼,你回家熬水喝了发发汗,赶明嗓子就不疼了。”一个男生小声说。
那一刻,王朝阳心里一热。他忽然明白,自己用一把推子,换来的不只是孩子们干净利落的发型,还有他们对“老师”这个身份的信任和亲近。他开始更加认真地备课,想办法让课堂变得生动一些。他给孩子们讲北京的故事,讲火车、高楼、天安门,也讲外面的世界。孩子们听得入迷,常常下课铃响了还意犹未尽。
“老师,你以后要是回北京了,还会记得我们吗?”有一次,一个男孩问。王朝阳愣了一下,说:“会。”
“那你会不会回来看看我们?”
“会。”他又说了一遍。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在那个年代,个人的命运像风中的树叶,谁也说不准会被吹到哪里。但在那一刻,他是真心希望自己能记住这里,记住这些孩子,记住这所黄土高坡上的小学。
九年多的时间,在黄土高原的风雨里,慢慢过去了。这九年里,王朝阳从一个刚离开北京的青涩青年,变成了一个皮肤黝黑、双手粗糙的“老知青”。他习惯了窑洞的昏暗,习惯了土炕的硬度与温暖,习惯了每天走在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去那所小学上课。
他给一届又一届的孩子理发,也给村里的年轻后生和老人理发。看着学生们从矮个子变成高个子,从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到慢慢有了新衣裳。有的孩子小学毕业就回家务农,有的则去公社或邻村联办中学上初中,走出了马家圪塔。
每当有学生要离开,去更远的地方读书,王朝阳都会在他们临走前,给他们剪一次头发,给他们送上一些学习用品。
“去了外面,要像个有文化的人。”他一边剪,一边叮嘱,“好好读书,别偷懒。”孩子们点点头,心里有感动,眼睛里有不舍,也有憧憬。
1977年秋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朝阳激动的一夜未睡,对他来说,这可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他犹豫过,九年的知青生活,让他对马家圪塔有了很深的感情。这里有他的学生,有他的同事,有他的亲人,也有他的青春。但他也清楚,自己不能永远待在这里。他还年轻,还有未完成的梦想。
“你报名参加高考吧,你是高中生,一准能考上。将来有出息了,别忘了咱马家圪塔就行。”刘校长鼓励他说道。
“老师,你去考。你考上大学,我们就跟别人说,我们老师是大学生。”学生们也都对他说。
那一刻,王朝阳忽然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个选择。他的背后,有整座山村的期待。
那一年冬天,他报名参加了高考。白天,他照样给孩子们上课,给他们理发;晚上,他点着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复习功课。书本翻得卷了边,笔记写满了一本又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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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结束后,他继续回到讲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直到有一天,录取通知书寄到了马家圪塔。
“王老师,你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了!”有人在村口就朝他喊。
孩子们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老师,你要走了吗?”
王朝阳看着他们,心里酸酸的。他知道,自己终究还是要离开这片生活了九年多的土地,离开这所土窑洞小学,离开这些把他当成“北京来的老师”的孩子们。
临走前的那几天,他几乎每天都在给学生和村里人理发。有人头发并不长,也坚持要他再剪一次。
“老师,你再给我剪一次吧,等你走了,就没人给我剪这么好看的头了。”
王朝阳笑着说:“以后你们长大了,去公社,去县城,有更好的理发店。”“那不一样。”孩子摇摇头说:“他们不是你,不是我们的老师。”
离开马家圪塔的前两天,王朝阳去了一趟县城,买了一把新推子,买了剪刀,还给学生们买了学习用品。铅笔橡皮和本子,每个学生都有份,新买的推剪送给了学校。离开那天,村里的人都来送他。孩子们站在土塬上,朝他挥手。有人哭喊着王老师别走,有人往他挎包里塞鸡蛋塞红枣,有人上前拉着他的手。
“老师,你还会回来吗?”有人大声问。“会。”他大声回答。
队里送行的毛驴车颠簸在土路上,黄土被车轮卷起,在空中飞扬。王朝阳坐在毛驴车上,回头望去,只见那几孔熟悉的窑洞教室,静静地站在塬上,像一张永远不会被时间抹去的老照片。
几年后,王朝阳离开了大学,走上了工作岗位。他在北京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生活。但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想起马家圪塔,想起那所小学,想起教室里那把被他用得发亮的理发推子。
退休后他回去过几次,每一次回去,都能看到马家圪塔的变化: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土窑洞变成了阔气的砖石窑,学校也盖起了新的校舍。当年的孩子们,有的成了庄稼汉,有的在外面打工,有的则像他一样,走出了大山,在城市里扎下根,还有一名学生,是从副县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
当年的学生见到他,都会热情地喊一声:“王老师!”然后笑着提起当年的事。
“要不是你给我剪头发,我当时都不知道啥叫干净利落,要是没有您的教诲,我就不会考上师范……”“你那时候天天说我调皮,现在我孙子也调皮,这时我才知道你当时批评我是为我好。”“老师,你知道吗?我跟别人说,我小学老师是北京知青,他们都很羡慕我。”
每当这个时候,王朝阳都会笑着摆摆手:“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可他心里明白,那段在马家圪塔当民办教师的日子,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
他曾用一把普通的推子,给孩子们剪去乱蓬蓬的头发,也在不知不觉中,帮他们剪去了一点自卑,剪来了一点自信。他曾用一块黑板,在黄土高原上,为孩子们画出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也为黄土高原上的娃娃们指明了通往外面的路。
而那片土地,也用九年多的风风雨雨,在他的生命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很多人问过他:“王朝阳,你后悔去插队吗?”
他想了想,说:“那是时代的选择,谈不上后悔不后悔。但如果说有没有收获,那一定是有的。”
目前,当人们再提起“知青”这两个字,往往会想到口号、运动、牺牲和代价。但在王朝阳的记忆里,“知青”这两个字,也有孩子们干净的平头,有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有煤油灯下翻旧的课本,有推子划过头发时“沙沙”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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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段被黄土和岁月掩埋的往事,却在他心里,永远不会褪色。因为,在马家圪塔,他不仅是一个知青,更是一名老师。是一个用推子,为孩子们剪去贫穷阴影的老师。是一个用黑板,为孩子们点亮希望的老师。是一个把第二故乡,真正放在心里的老师。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王老师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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