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王近山临终前，南京军区拟定悼词，邓小平提笔修改提高待遇

1969年10月的北京，天色尚未放亮，许世友在人民大会堂外抽着旱烟，等着进屋见主席。走进屋，他一句寒暄没说，直接开口：“主席，前线缺猛将，王近山闲在河南，怪可惜。”毛泽东抬头，笑也不是，板脸也不是，手里那支铅笔在桌上点了两下：“你说的那个‘王疯子’？”“就是他！”许世友声音不低，“要打仗，他合用。”两人几句对话，把一个沉寂五年的名字重新推到台前。

彼时的王近山，在周口农场天天扛麻袋，偶尔擦拭那几把被收走前的手枪旧照片。降为大校，党籍没了，他嘴上硬，心里堵。有人劝他多喝口热水，他回一句：“热水治不了这病。”那几年，他反复琢磨自己是怎么一步步走到农场的——从太行山血拼日军到重庆大学演讲，再到1964年一纸离婚报告闹进中南海，事情像石子落水，圈圈涟漪最终收不住。

时间倒回抗美援朝。1951年初冬，长津湖西侧，王近山领一个加强团硬插美军侧翼。雪夜里，他扑在电台前一句“跟我走”就冲出去，身后炸点连成一条火线。回国立功那天，他在功劳簿后写了三个字：还不够。战功大，却没想到私事能让自己跌得这么狠。1964年春，他与韩岫岩的争吵愈演愈烈，枪被上交那晚，王近山一句“兵器没了，骨头还在”顶住检查组，却顶不住心里的塌方。处分决定下来，他只说一句：“走。”从此一身灰尘。

许世友那番“放虎归山”奏效。1970年初，中央军委任命王近山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党籍恢复。他背着铺盖卷进南京，站在军区大门口愣了半分钟，随后抬腿进门：“又见老部队，算我捡回半条命。”白天，他钻作战室研究地图；夜里，捧着《苏德战争回忆录》熬到灯丝发红。有人打趣他：“疯劲儿还在。”他咧嘴：“不疯，人就废了。”

可身体一直在透支。1978年4月下旬，他突发剧痛，被送进南京军区总医院。检查结果出来，肝、肾全是问题。医生低声交流，他侧耳听见，挥手：“别念病句。”然而五月一日凌晨，病房灯光惨白，呼吸机嘶哑，所有指标往下跳，唯独心电曲线顽固地划着弧线。主治医师叹气：“这颗心太硬。”

军区政治部开始起草悼词，措辞谨慎——“原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规格只是副兵团级。稿子送北京，邓小平看了两遍，拿起笔，在“副参谋长”上划掉，写下“顾问”二字，又添一句“著名战将”。文件当天打印，打上“急件”寄回南京。五一到五月十日，任命公文通过、宣布、生效，程序一步不落。奇怪的是，王近山的心脏就在这十天里顽强跳动，没有提前停摆，像是等一个交代。

五月十日午夜，监护仪骤然平直。南京军区旋即通知各方：治丧按大军区正职规格执行。原定容纳五百人的追悼会，来了足足一千人。老战友不少上了年纪，站两小时腿都抖，没人肯先走。悼词宣读到“著名战将”时，好几双手抹眼角却又挺直了腰板。有人低声嘀咕：“他这口气没白撑。”

此刻医院另一头，韩岫岩坐在空荡走廊，手拢着电话机，听说自己仍被排除在名单之外，她沉默良久，只说一句：“他脾气当年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电话那端没人接话。两人从太行山一路走到重庆，再走散到周口，如今只剩冷清走廊提醒她一切已成定局。

王近山留下的东西很简单：一本磨得发亮的《孙子兵法》、几张黑白老照片、两封未寄出的信和一枚因为连年擦拭而掉漆的勋章。整理遗物的战士发现信里写着：“若有一日重披军装，愿再带一营兄弟夜袭敌后，如不能，死也要在军号声里。”语气还是熟悉的狂。

南京军区为他奏起哀乐时，长江边的江风很大。战士们把他的骨灰盒送上军车，车盖是浅绿色帆布。有人说，这颜色对王近山再熟不过——从太行到朝鲜，他一直与这抹军绿色缠在一起。待遇提高、悼词改动，不过是让历史在最后关头补齐了应有的一笔，而那颗跳到最后一刻的心脏，像在亲自确认：事情妥当，可以收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