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去世百万稿费去向何处？毛主席晚年回忆，江青曾向他要过稿费

1954年冬，北京城最低气温跌到零下十度。深夜的中南海里，毛主席披着那件打过补丁的灰色棉军大衣踱步，他抬头望了望空中稀疏的星光，忽然笑着对身旁的卫士说：“衣服还能再穿几年，不用换。”这一幕后来被吴连登写进工作日志，也成为研究毛主席私人消费最直观的注脚。

那一年，行政级别工资草案刚端到他的案头。文件上，正职最高档590元。毛主席扫了两眼，眉头一皱：“差距太大，下面会怎么看？”几天后，新的数字定为404.8元。于是一国主席与普通部长之间的缝隙，被硬生生拉近。

工资少了，生活却没跟着缩水。韶山来的乡亲得招待，旧识要帮衬，家里开销也不能断水断电。404.8元很快被瓜分：饭费一百，暖气三十，孩子零用换算到中南海小卖部大约能买两包练习本。月底常常见底，吴连登就举着小条子敲门：“主席，再支点儿吧？”毛主席摊开纸，签字，抬头补一句：“能省还是省。”

真正能兜底的，不是工资，而是稿费。最早的稿酬并非来自国内出版社，六十年代，《毛泽东选集》《语录》在亚非拉多国发行，外方按合同汇款。中央办公厅特会室专设账户，署名“中南海第一党小组”。钱不在家里，不在口袋，只在账本上安静地躺着。

1967年10月，毛主席忽然问汪东兴：“我那稿费到底多少？”汪翻包找出最新清单：“五百七十多万。”主席提笔，把“百”圈掉，又写下四个字：“上缴党费”。几个月后，数字扩到七千多万，但大笔资金仍封存在总行，不动如山。

另一桩旧事同样能看出他的用钱方式。二十年代，赴法勤工俭学差旅费告急，章士钊替他张罗到两万元。四十年后，章士钊困顿，毛主席想起这份人情，吩咐秘书：“每年正月初二送两千，十年还清，再加利息。”1962年至1972年，钱准时送到北京东城区那间老宅，从未中断。

对身边人，他也从不吝啬。李银桥离开警卫岗位，临行前收到八百元安家费；吴连登老家草屋失火，他一次掏出三百、一次两百；警卫员子女考大学，他让工作人员把报名旅费直接记在稿费账上。这样的支出散在几十本小账簿里，合起来却直指同一条准则——钱用在“有急难的人”身上。

1972年，江青突然向毛主席提出：“我想办点事，需要钱。”她开口要三万元。那段日子主席病情已反复发作，可他仍在批示单上写了“可”，并加盖私章。吴连登回忆：“主席只是说了一句‘给她吧’。”短促平淡，但足见他对家庭事务的处理态度，公私分得一清二楚。

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在北京医院病房离世。官方清点遗物：八万余册图书，两副老花镜，几件洗得发白的睡衣，以及由中办特会室掌管的124万余元稿费。相比谣传的“上亿元”，真实数字微不足道，却已足够支撑多年的零散接济。

接下来四年，没人提起财产归属。1981年春，中央办公厅派人找李敏了解生活状况，她只提出“拿回父亲原来答应的那份”。很快，八千元、一台二十英寸彩电、一台电冰箱送到她家；李讷和毛岸青各得同样配置。至此，主席个人稿费完成了最后一轮家庭分配，剩余部分悉数转入中央财政，用途定为出版、支医和教育补助。

有人好奇：账户余额到底刨到什么程度才算“清零”？档案显示，1983年末，特会室针对这一专户做了结算，余额转做党费列支，文件编号如今仍可在中办档案馆查到。数目不大，却写明了来源与去处，手续齐备。

毛主席晚年曾说：“稿费不是我的，是人民的。”这句话记录在1975年6月8日的会议速记本上，字迹龙飞凤舞。几十年过去，纸张已经泛黄，但那行手写体依然清晰。它为这笔钱划下了最简单也最坚决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