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对门女邻居走了,五个月后她老伴也陪她去了,房子就空出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她们的独生女儿回来了。
回来那天是个周三的下午,我正蹲在楼道里择菜,听见钥匙插进锁孔的响动,抬头就看见个穿着西装套裙的女人,拖着两个大号行李箱,额头上渗着汗。她冲我点点头,声音有点哑,说自己是对门的女儿,从外地回来处理房子。我哦了一声,想劝她歇会儿,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姑娘眉眼间的疲惫,是藏不住的。
接下来的几天,对门的门就没怎么关严过。叮叮当当的收拾声从早响到晚,有时是挪动家具的闷响,有时是撕胶带的刺啦声。我路过门口瞅过一眼,客厅里堆着半人高的纸箱,沙发上搭着件老头的蓝布褂子,还有个掉了瓷的搪瓷缸,印着“劳动最光荣”的红字,孤零零地搁在茶几上。
姑娘不爱说话,见了人顶多笑一下。倒是楼里的大妈们热心,凑在一块儿议论,说这姑娘真可怜,爹妈走得早,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现在回来连个搭手的人都没有。有人说该把房子留着,好歹是个念想;也有人撇嘴,说留着干啥,空房子占地方,物业费暖气费都是钱,不如卖了省心。这些话飘进楼道时,姑娘正好提着垃圾袋出来,脸色白了一下,没吭声,低着头快步走了。
我瞅着不落忍,熬了锅绿豆汤端过去。她开门时眼圈红红的,客厅的墙上,老两口的合照已经取下来了,留下一块比周围墙皮浅一些的印子。“叔,谢谢您。”她接过碗,手指冰凉,“我妈总说,您家的绿豆汤熬得最地道。”我嗯了一声,看见墙角堆着一摞药盒子,有降压的,有降糖的,还有些是治失眠的。“爹妈身体一直不好?”我问。她点点头,说前几年妈查出来癌症,爸就辞了返聘的工作在家照顾,化疗那阵子,夜里总听见对门有压抑的哭声,却从没见老两口跟楼里人伸过手。
“那时候我正忙着升职,总说忙完这阵就回来。”她声音低了下去,“结果忙完了,家就空了。”
过了半个月,房子挂出去卖了。看房的人一拨接一拨,有年轻小夫妻,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怎么装修;也有带孩子的,指着阳台说要搭个秋千。姑娘就坐在沙发上,安静地看着,像个局外人。
签合同那天,我看见她抱着一个小木匣子下楼,匣子上刻着俩名字,是老两口的。她把匣子放进后备箱,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楼道,眼圈又红了。
后来听说,她没把房子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而是卖给了一对跟她爹妈年纪差不多的老夫妻,只因为那对夫妻说,想在这儿养养花,种种菜,安安稳稳过日子。
又过了段时间,楼道里飘起了炖肉的香味,是新邻居在做饭。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看见新邻居的老头在楼下侍弄花草,老太太搬个小马扎坐在旁边,手里织着毛衣。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暖融融的。
我突然想起,以前对门的老两口,也是这样的光景。只是那时候,我们都忙着赶路,忙着低头算计日子,忘了抬头看看,身边的人,能陪自己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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