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83岁老农给叶剑英写信：我要将捉蒋介石真相，公之于众

1978年深秋，关东大地刚起寒风，抚顺章党公社派出所里却收到一封奇怪的求助信。信纸发黄，上面压着一个模糊的红手印，只写了一行字：“请求核实西安事变捉蒋经过。”落款：王玉瓒。工作人员没想到，这位普普通通的老农背后，竟隐藏着一段影响中国命运的往事。

进入十二月，人民日报报道叶剑英视察西安时题诗忆事。王玉瓒坐在炕头，读到“西安捉蒋翻危局”一句，心口猛地一跳。四十多年里，他从未对外人系统讲过当年凌晨那三枪。老人合上报纸，抬头对儿子说：“得写信，把那段事说明白。”短短一句，却像石子掷进静水，激起层层回响。

信写了整整六千字。字迹歪斜，墨水时深时浅，行间全是细节——凌晨四点携队突入华清池、三枪为号、擒蒋送城……最后一句特别醒目：“若有疑义，可向吕正操、万毅、何柱国等人核实。”落笔时，老人手在抖，嘴里却喃喃：“不是邀功，只求还原。”这一求，直接递到了叶剑英办公桌上。

叶帅看到信后，没有一句客套，批了两个字：“速办。”随后辽宁省委书记黄欧东圈阅，抚顺市委统战部负责落实。调查组一连跑了北京、天津、沈阳，找当年知情人十余位。有人笑了：“老王？老实得很。”有人皱眉：“这事多年没人提，他倒硬气。”更多人沉默片刻，只点头：“枪是他开的。”

调查历时三个多月。1979年11月16日，抚顺市委两名干部带着厚厚一摞材料来到王玉瓒家。结论写得简洁：“王玉瓒，西安事变捉蒋第一线指挥官，爱国有功。”老人捧着文件，从头看到尾，读到“有功”二字，眼角湿了。他提笔写下八个字：“符合实际，同意，感激。”字虽僵硬，却一锤定音。

王玉瓒不是天生的“传奇”。1896年，他出生在辽宁黑山县大夏村，家里人多地少。为口粮，他十七岁参军进了奉军。枪林弹雨熬几年，练出一身硬胆。1929年，凭战功进东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被张学良调到身边。张少帅赴南京就任副司令时，贴身卫队营长便是他。脾气直，枪法准，张学良信得过。

1936年，华北危急，日本人步步紧逼。蒋介石却仍要“剿共”。十月下旬，蒋抵西安，住华清池。外围警卫任务给了王玉瓒。他看着蒋的行辕，心里五味杂陈：保卫对象与民族大义相冲突，军人职责与热血理想对立。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张学良面色凝重，把所有随员请出，只留王玉瓒：“拂晓把委员长请进城，活的。”两人对视几秒，空气像凝固。王玉瓒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决断生死只在瞬间。十二日凌晨四时许，王玉瓒率手枪排摸到三园门口。夜色沉，只有一个步哨踱步。枪口抬起——三声枪响，划破静寂。这是信号，也是命令。十分钟后，蒋介石被带离寝室，押上军车。八点，押抵指挥部。史称“西安事变”。事变最终和平落幕，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王玉瓒领到五千元奖赏，一半给部队，一半供子女念书。

抗战爆发后，他带部队血战淞沪右翼，后升副旅长。蒋对“捉蒋”旧事耿耿于怀，王玉瓒心知不妙，遂辞官南下云南。1949年，云南起义，他站在欢迎队伍里，看着解放军入城，心底一声长叹：“总算不用再躲了。”1950年冬，他回辽宁老家务农，从此埋头锄地，低调如常。

然而风雨年代，他也未能幸免。审查、谈话、填表——每一次追问，他只说一句：“我干过啥，档案能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提速，老人终于鼓起勇气写那封信。有人问他为何拖了四十年，他淡淡答：“当年若冒头，怕拖累弟兄。”这句实话，胜过千言。

调查结论下达后，王玉瓒连写数首短诗，其中一句颇有意思：“蒙冤不白数十载，真相今朝照雪山。”诗不好，却真诚。他没有要勋章，也没提待遇，只希望那封信能被收入档案，让后人知晓是谁按下扳机。

1984年正月十七，老人病逝。村里人送行时，议论最多的不是“功臣”，而是“老实”。一个“老实”道尽一生：该出手时雷霆万钧，该隐退时耕犁种地。83岁那封信，不过是老兵对历史交的一份答卷——他相信，历史需要准确的人名、准确的枪声，以及时间走远后仍能经得起检验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