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大明之殇与DeepSeek之问—当“复古”救不了“空心人”

2025年12月19日，银川，夜。

读罢郑利华先生《前后七子研究》，掩卷长叹。窗外银川的夜色沉沉，正如大明王朝晚期那令人窒息的暮气。

我们常说明朝亡于万历，或亡于天启，但若细究其根骨，或许早在“前后七子”那一声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呐喊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因为他们只救了“文”，却没救了“人”。

明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当年立下宏愿，“首表章六经”，试图通过科举选拔出“通义理、宗圣贤”的治世之才。初衷何其高远！然而，制度一旦运行久了，就会变成一种机械的惯性。到了明中期，这套以程朱理学为内核的科举制度，早已异化为一种“崇儒重道的形式主义”。

这导致了两个致命的恶果：

1. 选人制度的僵化： 科举变成了单纯的“敲门砖”。正如史料所言，虽然制度设计上有策论，但在实际操作中，“非此不教，非此不取”的风气日盛。读书人为了功名，只知死守朱注，钻研八股格式。这导致了官僚体系的“空心化”——满朝皆是能写好文章的“文人”，却少有能办实事的“干吏”。

2. 人格精神的分裂： 这是最让人痛心的。大明晚期，文官集团往往“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你推崇程朱理学的“厚德载物”，他却用这学问来伪装自己，博取清誉，实则贪财敛财；你期待陆王心学的“知行合一”，他却把“致良知”挂在嘴边，遇事却“文官贪财，武官怕死”。

“前后七子”的复古，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登场的。

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们，看到了台阁体的萎靡，试图用秦汉的遒劲、盛唐的气象来重振士气。这在文学史上带来一丝希望，但在政治现实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他们用“格调”和“法度”来对抗萎靡，结果却陷入了一种新的“拟古”泥潭。 他们没有解决“经术取士”带来的功利心，也没有解决“理学”与“实务”脱节的问题。明朝为何而亡？

因为这套系统培养出来的精英，既没有宋代新儒家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大格局和哲学深度（缺乏程朱理学的高瞻远瞩），也没有陆王心学那种直面现实、在事上磨练的决断力（缺乏认识与实践的钱币两面）。 他们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大顺军进京或清军入关的那一刻，道德的铠甲瞬间碎裂，只剩下求生的本能。

反观当下，DeepSeek时代，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隐忧。

在这个信息碎片化、AI可以轻易生成文章的时代，我们是否也在经历一种新的“形式主义”？

是不是也像明朝人一样，只追求知识的“格式”（流量、点赞），而忽略了知识的“内核”（思考、德行）？

是不是也在用AI生成的“完美报告”，来掩盖自己思维的懒惰？

大明的教训告诉我们：

无论技术如何更迭，无论时代如何变换，“崇儒重道”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读书更不能只为了一己私利。

真正的读书，应当是“抬头仰观天”，紧握时代的脉搏，利用DeepSeek这样的工具去解决实际问题（这是“钱”/实务）；同时更要“低头修心性”，守住道德的底线，培养真正的家国情怀（这是“币”/德行）。

若只知低头刷屏、人云亦云，那便是大明晚期那些“伪君子”的翻版；唯有将工具（AI/科技）与德行（良知/厚德）熔于一炉，才能避免重蹈“有复古之名，无救世之实”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