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末叶焦振甲国丧演剧及身后荣哀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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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家大院“恒丰荣”商号外景，匾额高悬，展现清末晋陕商帮建筑风貌，门前车水马龙，伙计忙碌卸货。

光绪三十四年冬，焦家大院“醇敬堂”张灯结彩，“彩胜班”搭台演秦腔，锣鼓喧天，演员扮相鲜明。

渭南县知县张世英乘轿路过，听闻戏声皱眉，派衙役前往查问，轿夫停在巷口等候。

焦家管事向衙役出示御赐匾额与京官书信，衙役低头查看，表情从严肃转为敬畏。

知县张世英听闻回报后摆手示意改道，轿子转向小巷，远处焦家大院戏声依旧。

焦振甲晚年主持“谦益堂”事务，在账房核对赈灾账目，乡农跪地致谢。

焦振甲葬礼当日，焦家大院至村口白布铺道，沿途设数十座祭棚，吊唁者络绎不绝。

京城亲王贝勒的使者宣读祭文，内阁宰相题赠的“德望长存”匾额悬于灵堂正中。

京城亲王贝勒的使者宣读祭文，内阁宰相题赠的“德望长存”匾额悬于灵堂正中。

“彩胜班”在葬礼上表演丧戏，演员扮老生唱悲情选段，台下吊唁者垂首拭泪。

渭南焦家为清末渭北望族，位列“渭北三大富户”之首，其兴家始于焦荣栋、焦耀栋兄弟，二人于四川创“恒丰荣”商号，主营烟、茶、票、当诸业，终构建起跨陕川甘的商业版图，分店遍布西安、成都、新都等地，店员达八百余人 。焦家秉持“以商求富，以农守之”策略，兼行“以商养官、以官护商”之策，累世簪缨，声望卓著——同治年间助饷赈灾获赏花翎，庚子西狩时捐银五万两、麦六千石助皇室渡难关，家族子弟多入仕为官，形成“商业+政治+文化”的三位一体格局 。

据村中出土的“焦相栋神道碑”（大清光绪十九年立）记载，焦相栋为焦家第四门，诰封中宪大夫、户部河南司副郎加三级，覃恩加一级，乡音正宾，其碑刻子嗣为“振甲、连甲、毓章、联奎”。结合《续修渭南县志》及焦家族谱考证，焦荣栋、焦耀栋、焦相栋为同宗兄弟，荣栋居长、耀栋次之、相栋为四，因荣栋、耀栋子嗣稀缺，焦相栋将部分儿子过继给二位兄长承继宗祧：振甲过继于焦耀栋，联奎过继于焦荣栋，加之相栋本支的连甲、毓章，兄弟四人实则分属三门子嗣，合为焦家第七代核心成员，故乡邻尊称焦振甲为“七老爷” 。焦振甲历任湖北试用知府，为家族文化事务核心主事者，其生平轶事多见于地方传闻与族谱记载，尤以光绪三十四年国丧演剧、身后荣哀二事，最能彰显清末地方望族之权势格局，今据神道碑、县志及族谱考订，谨成此篇，以补地方史乘之阙。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清德宗光绪皇帝崩，清廷颁诏天下，行国丧之礼。按清代典制，“帝后驾崩，为国服之期，官停娶期年，辍音乐二十七月；军民停乐百日，梨园暂行闭歇，停演百日毋违”，禁令所及，上自宫廷，下至民间，无敢僭越。时各地府县纷纷张贴告示，严申禁乐之令，天津《大公报》、保定《北洋官报》等皆刊布晓谕，明确“百日内一切筵宴停止，演戏等事尤在禁止之内”，违者将依律治罪。

是年冬，恰逢焦振甲寿辰。振甲为焦家文化公益之核心，光绪二十八年曾牵头创办“彩胜班”，专司家族节庆与民俗演剧，每逢庆典必搭台唱戏，已成惯例。寿辰之日，焦家大院“九院三堂”中的“醇敬堂”（焦耀栋支系堂号）张灯结彩，“彩胜班”秦腔大戏如期开演，锣鼓铿锵，唱腔高亢，声传数里。时渭南县知县张世英因公过境，行至焦家大院附近，闻听禁乐期内竟有演剧之声，甚为诧异，当即派衙役前往查问。

衙役至大院通报后，焦家管事出面应答，坦然告知为七老爷寿辰演剧之事。管事出示家族所获御赐匾额、朝廷命官往来书信等，言明家族与京中贵胄、地方督抚之渊源。衙役见状，深知焦家势大——其家族不仅有过继于荣栋支系的焦联奎任刑部员外郎、焦联甲官至直隶候补道，本支孙辈更有官居四品济宁道台者，且家族屡有捐输助饷之功，深得朝廷信任 。衙役不敢造次，火速回报张世英。知县权衡利弊，念及焦家“官商一体”之势力，且其商号为渭北经济支柱，若强行干涉恐引火烧身，最终只得下令改道绕行，对演剧之事不予追究，一时成为渭北官场秘闻。

焦家此举虽违国丧禁令，然彼时清廷国力衰微，地方望族权势坐大，禁令执行多有弹性。正如史料所载，清代国服禁戏虽严，然“地方官员在依律禁戏的同时，出于种种考量也会给予适当弹性空间”，焦振甲国丧演剧而未受惩处，正是此等时代背景与家族权势结合之产物。

焦振甲晚年仍热心地方公益，主持家族“谦益堂”事务，延续焦家“下惠乡党”的传统，赈灾济贫，修桥铺路，更资助南焦村乡人从商谋生，使全村63户人家中62户投身商海，深得乡邻爱戴 。其去世后，焦家合荣栋、耀栋、相栋三门之力举办葬礼，倾尽人力物力，规制之高，轰动陕川两地。

据焦家族谱残卷及《续修渭南县志》旁证，葬礼当日，焦家大院至村外道路皆用白布铺陈，沿途设祭棚数十座，自陕川甘各地赶来的吊唁者络绎不绝。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京城及各省的唁电与礼品——当朝亲王贝勒遣专人送祭文与挽联，内阁宰相题赠“德望长存”匾额，直隶、四川、山东等省督抚均派代表亲临吊唁，所赠礼品涵盖玉器、古玩、绸缎等，琳琅满目，一时无两。

参与葬礼者既有朝廷命官、商界同仁，亦有乡绅名流、邻村百姓，人数逾千。秦腔“彩胜班”全程伴演丧戏，仪式遵循家族旧制与官宦规格，融合晋陕商帮礼仪与渭南地方民俗，成为清末渭北地区最为隆重的葬礼之一。如此高规格的身后荣哀，不仅是对焦振甲一生的肯定，更彰显了焦家历经数代积累的政治人脉、商业实力与社会声望，其“上联官府，下惠乡党”的家族策略，在此刻得到极致体现。

焦振甲国丧演剧而免赔，身后获亲王督抚致祭，看似违背常制，实则折射出清末社会权力结构之变迁。焦家以“恒丰荣”商号为根基，经荣栋、耀栋兄弟奠基，至振甲一代已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与政治势力，通过过继制度维系家族三门的紧密联结，更以捐输、联姻等方式巩固地位，其权势足以让地方知县望而却步，其声望能令朝中大员折节致礼 。

村中出土的焦相栋神道碑，不仅厘清了焦振甲的支系归属与过继渊源，更印证了焦家“官商相济”的家族轨迹。此事不仅为研究清末官商关系、地方望族生存策略及宗族过继制度提供了典型案例，更具象化了渭南焦家作为“渭北三大富户之一”的历史地位。其故事虽散见于传闻与残卷，然其背后所蕴含的时代风云与家族智慧，值得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