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毛泽东宴请陈嘉庚，在饭桌上铺4张白纸，陈嘉庚十分愉快

1961年8月12日，北京协和医院。走廊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几位值班医生互换眼神：陈嘉庚走了。周恩来闻讯赶来，低声交代工作人员，“他的三桩嘱托，一件都不得耽搁。”人们的目光随即越过现实，回到了二十一年前那顿颇具意味的晚餐。

时间拨到1940年5月31日午后，延安城外土坡草色正新。周恩来站在窑洞口等候南洋来的客人。陈嘉庚扶着手杖下车，腰背微弯，却精神矍铄。简单寒暄后，两人沿着崎岖山路进入窑洞，小憩片刻便被毛泽东请到院中用餐。

毛泽东让警卫员搬来一张旧方桌，又取出四张洁白信纸，“先铺上，省得碗勺磕着桌面。”风一吹，纸张飘落，他爽朗一笑：“那就干脆不用。”众人微愣，随即落座。家常菜三荤两素，另加一壶小米酒。陈嘉庚抬眼环顾，没有金碧辉煌的摆设，没有前呼后拥的侍者，却格外自在。

“山里菜色淡，委屈陈先生了。”毛泽东举杯。陈嘉庚回敬：“能与先生对饮，味同甘露。”短短一句对话，奠定了此行的基调——无需虚饰，惟求真情。接下来三个多小时，从抗战资源到南洋侨情，再到教育兴国，双方你一言我一语，桌上菜渐凉，思路却越谈越热。

可在到达延安之前，这位橡胶大王的心情并不轻松。三月末抵达重庆时，机场上鼓号鲜衣，八万元欢迎经费烧得热闹；转身便是满桌海味、满厅香槟。陈嘉庚暗自皱眉：战火纷飞，国民党高层却仍旧讲排场。夜半，他召集考察团成员，“从今旅费自理，我们不是来享福。”

毛泽东那封邀请电报，恰在此刻如雪中送炭。蒋介石表面允诺，实际派两名军官随行“保护”；陈嘉庚心知肚明，可还是执意北上。飞机在延安降落时，他看见迎接队伍里多是朴素百姓，孩子们挥舞自制小旗。那一瞬间，他有了某种预感：答案或许就在黄土高原。

最具冲击的是窑洞里的工作场景。一张旧木桌，几摞卷宗，煤油灯摇曳。毛泽东夹着烟卷伏案批文件，朱德推门而入，随手把帽子挂在木钉上，没有任何多余礼节。陈嘉庚私下感叹：“这才像同甘共苦的战友。”后来他在南洋演讲时用一句闽南话归纳此景——“无官相，真交情。”

陈嘉庚并非热血冲动之人。早在新加坡米店当学徒时，他就练就了细察人心的本领；做菠萝罐头、办橡胶园，更让他明白数字与行动的重量。因而在延安停留五天，他除会见领导，还主动与农民、学童交谈，甚至蹲在地头摸了摸刚出土的马铃薯。所见所闻与重庆形成鲜明对比，他终于下定决心：回南洋后，募捐款项大部分转投八路军统辖的战线，同时补充医药、汽车配件、无线电台。

1942年新加坡沦陷，日本宪兵三次搜捕未果。陈嘉庚在爪哇避难时，把一小瓶氰化钾贴身放好，“宁死不当俘虏。”抗战胜利，他再度现身，重庆五百人庆祝大会上，毛泽东的条幅“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字高悬。陈嘉庚的回电谦辞，却没掩盖一件事实：这位企业家早已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绑定。

1949年夏天，他应邀抵达北平，周恩来亲赴前门火车站迎接。八年未见的毛泽东，第一句话还是关心身体：“腰骨可好？”陈嘉庚笑言：“延安那碗鸡汤给我补到今天。”随即他提出关切——福建解放后需派能员治理。几周内，张鼎丞、叶飞双双启程赴闽，中央的效率让老人暗暗点头。

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把企业股权、房产、码头设备悉数捐出，用于厦门大学新校舍和集美学村。账目里几乎不留存款，他却给自己定每日伙食五角：番薯粥、豆干、花生米。黄炎培造访时不由感慨：“这怕是中国资产阶级里最会‘穷’自己的人。”

有人疑惑：巨商为何如此彻底？答案得回到那四张飘落白纸。毛泽东的随性之举，在陈嘉庚眼里象征着“干净”。白纸经不起油渍，却能映出菜肴本色；一个政党若敢于把桌面亮出来，同样值得托付巨额财产。“与其留钱给子孙，不如留机会给后生。”陈嘉庚后来多次引用这句话解释。

1961年，遗体运回厦门时，集美学村的师生自发站到街边。棺木缓缓通过，没鞭炮，没有鼓乐，只有浪声拍岸。按照遗愿，墓碑上刻的只有名字、生卒年和一句简单评语：“教育家、企业家、华侨领袖。”

四张白纸已成旧事，可它们在历史留下的折痕，至今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