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陈云得知政府接济姐姐后，派人致信政府：查清数目，停止接济

1952年11月，北京的冷风已透骨，中南海小礼堂里灯光微黄。陈云翻阅材料时，突然注意到“吴江县政府—革命家属优待费”一栏，款项接收人竟是姐姐陈星。短暂沉默后，他合上文件，对身旁工作人员只说一句：“这件事，马上核实。”

陈星比陈云年长十二岁，自幼照看弟弟长大。新中国成立后，老人独居苏南，收入微薄，地方干部出于关怀，每月替她报支少量粮米。常人眼里，这是理所当然，但陈云却把原则看得比亲情还重。

确认情况属实后，中财委办公室以陈云名义写信给吴江县县长，内容开宗明义：先谢意，再提三个要点——列明已发数额、立即停止接济、以后由陈云个人承担。语气平和，却滴水不漏。

县长收到信有些犯难，他清楚陈云一家七口并无余财，还时常接济老邻居、孤寡老人，被同僚戏称“中南海困难户”。他犹豫着没有回函，试图拖一拖。没想到一个月后，北京又飞来第二封信：“照旧情处理，不得再延。”手写批注只有四个字：“原则不能破。”

“不能占公家便宜”是陈云对家人反复强调的底线。女儿陈伟力上学前，父亲把她叫到书桌前，声音不高却十分清晰：“别说你是谁的孩子，日后成绩全靠自己。”多年后，小孙子连坐公车也要自掏腰包，这条家规在下一代照旧生效。

于若木曾因一床高价毛巾被埋怨丈夫：“昨天买贵了，今天全城平价，多花六块钱呢。”陈云放下报纸，只回一句：“我管经济，行情变化不能提前泄露，更不能让家里沾光。”一句话堵住了埋怨，也让身边年轻人瞠目。

他对自己抠，却对需要帮助的人极其大方。每逢发薪，总要分出一半寄回老家或接济病困职工。有人算过，这些年经他之手出去的私款，比全部家用还多。陈云却淡然：“钱花到该花的人身上才算钱。”

1972年，姐姐陈星病重住进北京医院，部分旧家具临时存放在同乡凌文英家。地方来函征询处置办法，陈云批示：“一律按凌文英家产处理，交公。”几行字再次显现他的极端自律。

简朴贯穿生活琐碎。刮胡刀磨到刀片卷口，铅笔用到剩不出一节木杆，他才肯换新的。工作人员提醒：“主任，再不用就割手了。”他笑笑：“东西也有生命，别让它们轻易下岗。”

吃饭同样简单，一份米饭，一碗青菜，滴酒不沾。剩菜？不存在，碗底必干净。有人请客送礼，他回绝干脆：“公家的宴席，再丰盛也不是自己的；私人的礼物，收一次就会收第二次。”

1995年4月10日，陈云在北京病逝，家中没留下房产存折，只留下三只已磨出银色的搪瓷碗和一本密密麻麻的账本。子女整理遗物时，停在账本最后一页：姐姐陈星医疗费、老邻居赡养费、孤儿学费——笔迹仍旧工整。

有人感慨：严于己、宽于人说来容易，却要一辈子守得住。一九五二年那封要求“停发优待费”的信，不过是陈云数十年如一日自律的一个缩影。原则面前，他给亲情让位，却让品格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