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偶听大别山传来捷报，立刻指示中原局：马上同他们取得联系

1947年4月10日，陕北清冷的山风顺着窄巷灌进窑洞，电台里突然传出一句尖利的广播：“大别山区的残匪何耀榜，再度拼凑股匪，袭击黄安七里坪庆功大会——”话音未落，毛主席已经从木椅上站起，他背手踱了两步，回头吩咐警卫：“赶紧把郑位三叫来。”这一幕，在场者没来得及多想，却成了中原战局暗流翻涌的前奏。

郑位三赶到时，毛主席开门见山：“国民党痛骂的，往往是我们的旗帜。告诉中原局，立即与何耀榜接上线，守住大别山。”就这么一句话，直接改变了游击战与大军会师的时间表。

毛主席作出判断并非偶然。几天前，国民党在七里坪的“反共胜利大会”被七八名游击队员打成“夺命现场”。台上号称“杜五疯子”的杜定廉当场毙命，山下碉堡林立的一个整连竟没来得及反应。此事被对手当作奇耻大辱，不惜增兵“清剿”。而在延安，这恰恰证明大别山火种未熄。

何耀榜此时正带着不足三十人的残队，躲进雾气缭绕的桃密岭。他熟悉这种日子：连年转战，粮弹皆缺，被上万人围着满山跑——这是第二次的“满山跑”，很快又会迎来第三次。要说经历，他1926年参军，从赤卫军班长一路挨打挨熬；要说伤，他早在1932年就因负伤未随红四方面军撤离，被迫在鄂豫皖坚持游击。几十年如此反复，练就了他对山势、庄稼、土匪与官军的那点子门清。

战场转换到1937年。抗战爆发，高敬亭把红二十八军改编进新四军第四支队后东进，留守武汉的何耀榜一度被“编入学习”，去了延安中央党校。三个月后，他又跟着李先念南下豫鄂边，在稻田里翻泥浆，动员乡勇端枪抗日；他能把“茶棚老板娘”拉进交通站，也能在破庙里给部队上政治课，手段杂却不乱。抗日八年结束，他的职务写满了半张纸：游击队长、纵队司令、军分区司令……但国民党仍然认为“这伙人永远是山匪”，道理简单：抓不住。

1946年，中原突围在即。李先念清楚鄂东门户险要，临时把何耀榜调去独二旅当副旅长，专守南大门佛塔山。部队打散后，何耀榜没撤，他带着残部和地方武装隐入深山。1947年元旦前后，敌军破坏藏身山洞，宣称“击毙何耀榜”，还把一颗无名人头挂在县城石桥。消息传开，有散兵要夜里抢头颅，正商量时，山路那边却传来一句土话：“我要是死了，你们还能跟谁筹枪？”众人才知真相。

为了告诉党中央“大别山还有部队”，何耀榜策划七里坪行动。七八个人混进大会——两人假装烧开水，一人佯作补桌椅，剩下的拎着盒饭进主席台。礼炮声起，乱枪齐发，杜定廉倒在台阶。一个来回，不到五分钟，人全撤出，连一把餐刀都没丢。国民党震动，宣传机器却不得不承认“匪祸未息”。

郑位三很快派出郑志惠，沿潜江—随州—麻城一线潜入大别山。与何耀榜会面那天，夜里下着春雨，烂草棚里只有一只煤油灯。郑志惠低声说：“中央要你们死守大别山，主力南下最多半年。”何耀榜点点头，只回一句：“行，山路我熟。”

8月，刘邓大军过大别山，需要接应。据说首次联络就在七里坪老祠堂，时间紧，祠堂里铺两张门板当桌子。何耀榜因旧伤腿肿，抬着进屋。刘伯承扭头对他笑：“欢迎老朋友。”他开玩笑：“接应迟了，你们要扣伙食费。”两人寒暄几句，便定下联合作战细节。此后，挺进兵团夜袭麻城、黄陂，多靠游击队做向导。

激战麻城西南的那一夜，何耀榜被担架抬在后阵。主攻营刚冲过去，敌军侧翼火力突然扫来，担架翻下土坡。他强忍着翻到尸体堆里，硬是捏着口哨不敢吹。战后抬上来，左腿从膝盖到踝骨已经裂开。前线条件简陋，两次手术，一条腿保不住，命倒是捡了。

形势转好后，他被送往后方野战医院。华东野战军首长去看他，称“这是大别山的传奇”。可到了1949年，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任命下达，他却摇头：“正规军要跑，要跳，我剩一条腿，调指挥所就成。”组织再三商议，改聘为湖北省政协副主席，他这才应允。

安定下来，他把旧笔记摊满桌。回忆录《大别山上红旗飘》写得极慢，他常夹纸条提醒自己：“别夸大，也别漏掉苦。”1959年，书稿一印即空，几家书店门口排队的多是老兵。谁也想不到，这个总与土墙、灌木、追兵打交道的“山匪头子”还能手握一支钢笔，让后辈知道游击战怎样在岩坳里生根。

1964年10月20日，55岁的何耀榜病逝。省里成立治丧委员会，张体学主持，王任重批示“规格从优”。翌年8月，湖北省人民委员会破例追授烈士称号，理由只有十三个字：“战争年代积疾成因，功绩无可替代。”对熟悉建国后评定章程的人来说，这算非常罕见。

七里坪老会场的弹坑早被青草覆盖，但掩体后那面弹孔累累的小红旗仍被当地人锁在玻璃匣子里。游客路过问起，解说员多半会说一句略带自豪的话：“那年，主席一句话，大别山又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