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虹 张端鸿：高校应积极改变人才培养的逻辑

作者

刘 虹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端鸿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在过去十年里，考研常被视为毕业生在就业压力下的“理性选择”。但近三年来，“考研热”降温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乍看之下，这似乎意味着年轻人对继续深造兴趣减弱。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重构，正在悄然改变学历与竞争力之间的转换关系。人工智能加速渗透，产业链加快重塑，职业世界的“岗位逻辑”正转向“能力逻辑”，传统的“学历即能力”“升学即提升”的路径不再像过去那样稳妥。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教育要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在制度上推动教育科技人才的统筹发展。这意味着，“考研热”的波动不仅是学生层面的择业心理变化，更是教育供给侧改革时不我待的现实倒逼。当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快速迭代，而教育供给仍以传统模式运转时，学生自然会寻找更具确定性的路径。当企业对复合能力、创新能力、人机协同能力的需求日益明确，而高校培养体系仍以知识灌输与学科逻辑为主导时，人才培养的结构性不足便愈发明显。

过去，“考研热”背后有着强烈的“结构性驱动”作用，就业岗位增长放缓、本科生起薪水平有限、企业偏好高学历筛选、学历竞争的社会心理等因素交织作用。如今，AI时代的能力门槛正在重新定义职场价值，跨学科整合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结构化思考能力、真实场景中的问题解决能力，成为越来越多行业的“硬通货”。学历不再自动对应能力，能力也不再单一地由学历决定。

当前中国处于新质生产力跃迁的关键阶段，对高层次人才结构提出了更精准的要求。多元化的人才需求无法仅通过“学历数量”来满足，而是要求高校真正把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核心任务，把更多制度资源、评价资源、教学资源从“规模扩张”转向投入“质量提升”。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建设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制度体系，其内在含义正是促使高校跳出传统的培养路径依赖，面向未来产业需求倒推教育模式创新，让教育供给与技术变革和经济结构转型同频共振。

“考研热”降温不能简单理解为学生在“逃离”。相反，这是一种对教育供给端的新期待。学生越来越清楚，学位不是万能钥匙，自身发展的关键是教育能否让他们掌握智能时代的核心能力。高校若仍以“继续读书”为逻辑，而不是以“能否真正提高学生的能力和竞争力”为逻辑，就会错过转型的窗口期。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实践环节、评价制度，都需要围绕“能力导向”重新组织。

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看，关键不是学生是否“愿意读”，而是高校是否“值得读”。现实中，一些高校的硕士培养仍然停留在“课程+论文”的传统模式，未能形成有效的科研训练机制、跨学科协同机制、企业深度参与机制，也未真正建立起以创新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这使得部分硕士项目的质量难以支撑其培养目标。“考研热”降温并不意味着高层次人才不再被需要，而是市场不再为“质量不高的研究生教育”买单。供给侧不改革，需求侧自然不会盲从。

当前更紧迫的问题是，高校如何把“考研热”降温视为一次深刻的结构性信号。一方面，应推动专业与产业链需求更加精准对接，把人工智能、大模型、数据密集型科研、工程验证、绿色低碳等新领域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另一方面，要真正改变培养路径，让学生在硕士阶段能够获得真实的研究体验、跨界合作经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训练。高校需要着力让每一个培养环节都能够对学生产生实质性增值，而不是作为升学、就业或科研考核的衍生物。

“考研热”的降温不必被视为负面现象，而是在供给未充分改革的阶段需求的自然回落。当学生更关注能力而非学历，当企业更注重真实胜任力，当国家更强调教育与科技、产业的深度融合，硕士教育的质量提升就会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主题。高校如果能抓住这一轮结构性调整的契机，推动培养体系的全面变革，未来的研究生教育将会更加健康、更具竞争力，也更能承担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的使命。

关键的是，要从“考研热”降温中看到教育变革的内在逻辑。人工智能改变了人才需求，技术革命重塑了竞争规则，学生选择更具理性。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核心就是让教育真正为国家战略服务、为技术时代服务、为青年能力发展服务。教育供给侧改革不是可选项，而是硬约束。只有把质量作为第一导向，把能力作为第一目标，把学生发展作为第一价值，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才能在新的时代周期中具备真正的吸引力。“考研热”的降温并不是终点，而是教育供给侧改革走向深水区的起点。

来源丨《社会科学报》 （2025-12-18 第4版 国内信息）

图源丨摄图网

编辑丨徐杜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