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的雪和马孔多的雨，早就落在了我们身上

「文学慈悲地赋予个体一套将剧痛转化为审美观照与叙事存在的方法，而不需将这份“不合时宜”的表达折损为文艺、矫情的自嘲标签。」

（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场“合订雪”）

在这个飘雪的冬天，互联网上也下起了一场“合订雪”。

张岱笔下崇祯五年《湖心亭看雪》中“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的孤寂，悄然飘转至乔伊斯《死者》结尾处，覆盖在整个爱尔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川端康成《雪国》漫山遍野的肃杀与林冲山神庙前的怒雪席卷而来，落得红楼里“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合订雪”的评论区共鸣）

全世界的文学在此重逢，横跨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对雪的描摹奇妙地串联在了一起，没有任何饱含情感的用词却不着痕迹地呈现出统一气质和文学底色：寂静、颓圮、净化与易逝。

（仿照“合订雪”，以雨的文学表达汇聚一场“合订雨”）

与其相似的，在《雷雨》的轰隆声中，《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下起了一场“合订雨”。在这场“合订文学”的文字蒙太奇混剪狂欢中，为何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意象描写能圆融地揉进同一种语感和境遇，依然在今天引发集体共鸣？

似乎我们很难说清，为什么看到雪，身体就化为文字密封发酵的容器般触发悲伤情愫，也很解释为什么在情绪需要排遣时，倾向于借助“天凉好个秋”等文学表达完成某种程度上的纾解。

（“我享受与痛苦共生的快感，对刺激之下激发的创作欲望感到沾沾自喜”）

中国文学有着“伤春悲秋”的叙事传统，相比直接述情偏爱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等含蓄内敛的留白手法，自然景观就成为创作者惯用的情绪出口，将那些私密的生命经验进行情与景的双向绑定。这份高度浓缩的情感表达愈发地克制，经由时间的加持，就释放得愈发剧烈丰沛。

这些表达之所以跨越时空依然保质和奏效，在于气象是天然的、无可指摘的、共享的。在自然发展史中，雪平等地覆盖一切，带来静止、隔绝与边界的模糊。极大多数文明必须周期性地面对并解释严寒这一具有威胁性、注定孕育悲剧美和消融梦的自然力量。

（俄国文学的形容词：苍凉、浑厚、巍峨、怜悯、博爱）

寒带文明的文学作品中的冷冽气质尤为典型和突出。文化地理学关注不同地理特征对文学表征的影响，“寒带盛产哲学家”“苦难/寒冷是文学的温床”一定程度上点明了地理环境对知识型的影响。俄国文学不是阳光的产物，而是在漫长寒冷、匮乏与阴影的痛苦中产生的思考。

（电影《冒险乐园》）

放宽到整个人类文学中，从《诗经》的雨雪霏霏到普鲁斯特笔下贡布雷的冬日，雪的意向丛超越了具体文本，从虚无与安宁的自然实物，成为幻灭与细碎的载体，升华为爱与生死界限的象征，为内省、超越性沉思提供了自然对应物，成为人类表达复杂情感的通用语言。

当现实中的我们遭遇挫折或无所适从时，这些沉淀在文化记忆中的意象便自然浮现，为难以言说的情绪提供凝练的表达容器。

网络上也有着“热带无哲学”的论调，认为热带永恒丰饶的环境造就了人们没有生存压力的低欲望状态，消解了痛苦的紧迫性，缺乏产生哲学思想的动力。这种易于传播的表述在语义的快感中忽略了寒冷孕育思想、热带生产本能的价值判断背后的殖民视角。

（阿彼察邦《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在东南亚恒定循环的湿热环境，盛产迷幻记忆的热带宗教式哲思）

博尔赫斯的迷宫时空、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南洋文学的历史钝痛，皆是深植于热带土地的哲思。“马孔多在下雨”，《百年孤独》中“下雨”一词一直和遗忘有所联系，遗忘来处、遗忘本心乃至遗忘历史。

马华作家黄锦树笔下的雨，是历史血腥被植物快速覆盖的见证，是离散者粘稠的乡愁。这些带有咸腥味的热带雨同样淋漓浇注在每位读者身上，带来的不是清洗，而是在浸泡和侵蚀中晕开的针扎般的刺痛。

（“请滑动选择你的文学阵营”）

不论是冰冷苦寒造就的严肃文学，还是湿热中生成的关于生存与遗忘的叙事智慧，文学袒露着全人类共通的难免带有灰度的生命底色，让我们看到，原来所有人的生命上空笼罩着同一片悲情的云，历经各自生命中连绵不绝的风霜雨雪。

在文字中，我们坠入了一场延绵的飘雪、一场漫长的潮湿，目睹各自生命中的异常气象。与其说我们痴迷的是雨雪飘零的自然意象，其实是蘸着这些精神气候书写的执笔者的“痴人之心”。

（许多重新解析张岱《湖心亭看雪》的帖子）

许多重新解析《湖心亭看雪》的帖子，让课本里“人鸟声俱绝”之下暗流涌动的情感喷薄而出。再读这只有寥寥数语的白描文章，原本只觉得形美的字里行间忽然扑来的湿冷寒气钻入鼻息，激得没做好准备的身体不禁打了寒颤。

在这场愈下愈大的雪中，那余舟一芥上文人张岱的身影反倒清晰了些。从“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到“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这场崇祯五年的雪，待他提笔写下时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他曾笃信和倾注的一切，都在这场雪中落空。

（历史里的刻舟求剑）

更多人读懂了张岱，是惊觉原来我们和他一样，都被困在麻木、悲哀和无力感笼罩的雪境之中，沦为精神原乡的遗民。理想总是归于虚无，一切跃动的热望，都被强大的气流无声地压实为一片肃穆、苍白的静。年少时期遇到的湖心亭这场雪，从崇祯五年下了四百年，终于下进了我们心里。

（“最萧瑟寂寞的顷刻间，我想到了张岱，仿佛自己正站在崇祯五年的西湖”）

后现代文学奠基人乔伊斯在《都柏林人》中写出了西方文学史最著名的那场雪。他笔下“精神瘫痪”的都柏林人非常接近后现代的我们，纵情狂欢的、不甘平凡的、被困原地的、想要逃离的、满含泪水的……他们厌恶生活的死气沉沉，对现实困境有所觉察，在泥沼中无能为力地挣扎。

“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除了在辨认出各自生命中的困顿后流泪，文学有现实指导意义吗？

有一个确切的形容可以给出答案，“阅读和写作是在语言的苔原上耕种前人收割过的冻土”。我们需要共同的故事抵御周而复始的严寒，文学不承诺消除风雪，而是教会我们在苍白的现实中保持敏锐的感知力，去辨认雪的形态，从他人留下的篝火余烬中学会自己生火。

文学不提供一劳永逸的解药，它是一份持续钻木取火的抗寒练习。正如《都柏林人》最后那场飘落整个爱尔兰的雪，跨越了生死，在阅读者一次次回溯中，落在每个渺小生命个体那些寒冷、孤独与渴望被理解的时刻。

（《隔壁房间》中，在身患重病的玛莎生命的最后时刻，失联多年后重聚的两人一起看着窗外雪景）

我们在古老的雪中重逢，识别出彼此的身影，并重新相信，思考、感受与连接仍是人类最珍贵的抗寒能力。

“文章憎命达”，文学和疼痛或许是纠葛缠绕的共生关系。如果说“苦难是文学的温床”已落入被戏谑的处境，那我更想说，“生命是文学的温床”。文学不回避伤害的完整性，允许我们将个体痛苦转化为公共语言，允许我们物伤其类地活着。

（“我选择文学作为我终身的解药”）

文学是信仰和救赎，这句话可能略带“矫情”的话语，在我看来是说，文字是溶进血液中细细流淌的存在，在难以避免的锋利外物刺破伤口带来的灼烧刺痛中，让我们一遍遍在凝血愈合的疤痕间指认出属于人类、属于自己的那部分灵魂。

有人说，我们生活在文学缄默的时代。我们所面对的文字，只有文案，没有文学。我们越来越处于米兰·昆德拉所批评的“媚俗”状态，在表达中排除一切不快的事物，排除粪便、死亡、痛苦、罪恶。甚至这场“合订雪”的存在，是否只能算作对文字幼稚、浅薄的游戏？

在意义变得稀薄、连接变得脆弱、表达趋于平滑的世界里，人们本能地寻找那些仍辟有痛苦自留地的叙事。

从来不是阅读需要人类，而是人类需要文学。真正的文学，始终包含对将痛苦与复杂性抹平的媚俗的抵抗，将不可化约的粗糙与艰涩重新交还给我们。

（“毕竟这是塑料袋比鸟飞得还高的时代 ” ）

白寅在《致中文系》中自嘲般解怀道，你突然发现四年里，什么都没有学会，只学会了为他人泪流满面。选择成为文科生似乎需要额外的理由进行自证，近乎于一种褒贬混杂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产生的痛苦被视作形而上的无病呻吟，于是只好主动以矫饰的自嘲攥紧那颗不想冷下来的心。

（“宝宝，你是一个文艺女”的自嘲叙事）

侯孝贤导演电影中的“悲情城市”台北在社媒上被浪漫化为“文科生的乌托邦”。这片被诗歌和文字环绕的土壤，慈悲地赋予个体一套将剧痛转化为审美观照与叙事存在的方法，而不需将这份“不合时宜”的表达折损为文艺矫情的自嘲标签。

文学允许我们保有听见他人痛苦的敏感，保有回应以黯声恸哭的能力，允许我们在“务实”逻辑统筹的世界中重复“务虚”的实践，哪怕徒增意义的蹈空。

（“台北是文科生的乌托邦”）

在台湾文丛中，白先勇将被排斥的、不可言说的爱欲与孤独写给在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朱天心笔下高度自觉、充满知识焦虑的都市漫游者抵抗着现实对自我的吞噬；袁哲生的文字将无法安放的寂寞与虚无提炼到了近乎透明的程度；简媜的“躲到台大校园杜鹃花丛下，不要被命运找到”试图为困顿生命树立温柔的出口指示。

（作家简媜社交账号中对“不要被命运找到”及读者疑问的解答）

在这里，文学性与社会性得以短暂兼容，自我与外在达成珍贵的合谋。明白乌托邦的虚妄和现实的重量，但至少还有寻觅和搭建这方自洽轻盈空间的勇气。

让雪继续下，在空气稀薄的世界中，守护叙述的火焰，不屈服于意义的寒冬。

（图片素材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