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李明扬看了《东进序曲》后，打电话给陈毅：贬低了我形象

1949年春天的徐州，东风料峭。刚刚率部起义的李明扬第一次与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桌饮酒，席间推杯换盏，陈毅爽朗大笑：“师公，此番相聚，比在泰州时痛快多了。”李明扬抿了一口酒，没有马上接话，眼神却透出几分复杂。谁也没有料到，十七年后，两人会因为一部电影再起波澜。

追溯李明扬与陈毅的交往，得从1938年算起。台儿庄大捷揭开序幕，李宗仁率第五战区部队西撤，李明扬却偏向南闯，挟三千旧部挤进泰州。苏北形势瞬间多了一股无法忽视的游击武装。蒋介石深知此人对中央未必言听计从，只能默许其“自谋生路”。苏南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得到情报后，陈毅判断：这支队伍有用，得拉。

8月最后一个黎明，李长江在泰州西山寺摆下茶桌，半推半就地迎来陈毅、管文蔚。“粗人不会谈。”他低声嘀咕。李明扬事先叮嘱：只需表态“合作抗日”，其他别管。那天客人走出寺门，泰州的暑气未散，双方却各怀心事。李明扬并没急着提出弹药运输的请求，他懂得急不得。

三个月后，一封薄薄的亲笔信穿过封锁线递到陈毅手里，内容不过数句：“运弹过江，万望襄助。”陈毅当即拍板：“全力帮。”十来天光景，十万发步枪弹、两万发盒子枪弹、五千枚迫击炮弹安安全全进了泰州。弹药一到，凌家花园大摆席面，李明扬接过陈毅递来的日本指挥刀，刀光映在他脸上，谁也看不清那一闪而过的情绪。

局势却很快反转。1940年春，韩德勤夹击半塔集，新四军被迫自卫反击。李明扬因郭村驻扎问题面临内部压力，只得默许部下动手。“别滥杀俘虏。”他临行前留下这句。可临阵倒戈的陈玉生、王澄让战局瞬间倾斜，二李部折损大半。陈毅却下令军前止步，理由简单：“击敌联李孤韩。”进泰州固然痛快，可一旦把李明扬推到韩德勤怀里，苏北抗战格局会乱套。

双方还是坐下来。7月5日，朱克靖带来陈毅手书七律，开篇“停骖问我意何如”，字字诘问。李明扬握诗沉默半晌，只回一句：“陈将军文武兼资。”枪炮声里，这场和谈稀释了双方的芥蒂，却没能终结外部威胁。黄桥战役前夕，韩德勤拉拢二李参战，李明扬表面答应，却令部队按兵不动。七万韩军落败，新四军由此立足苏中。

抗战末期，李明扬在小渔船上被日军俘虏，送往上海。周佛海出面劝降，李明扬“年老力衰”四字回绝。1945年光复，蒋介石调他任第十战区副司令。国共兵戎又起，陈毅派情报人员恢复秘密联络。1949年2月，李明扬带数千人奔向人民解放军防线，起义成功。陈毅专电北京：“此人可用。”

新中国成立后，李明扬住在上海小洋楼。陈毅身兼上海市长，公务繁忙，却隔三差五上门。一次闲谈，陈毅提到泰州旧事：“不打不识。”李明扬苦笑，却始终没提及当年副手李长江已在楼上养病。李长江此刻形势尴尬，既未列在特赦名单，也难以公开露面。李明扬念旧情，私下供养，对谁都守口如瓶。

转折发生在1966年1月。北京寒风凛冽，《东进序曲》首映。影片以新四军东进为主线，将李明扬刻画成“敷衍抗日、暗中盘算”的地方军阀。观众多半并不知其真名，但李明扬看得分外刺眼。散场以后，他拉起大衣领，直奔公用电话。“陈毅同志，我看了电影，”他压低嗓音，“几处失实，贬低我形象。”

电话那端的陈毅爽朗笑声透过话筒，“师公，电影嘛，让编剧去折腾。友谊在，形象在。”短短一句，把尴尬化开。两人对这段历史早有共识：争议可以有，但合作抗日这个大前提不能被抹去。

值得一提的是，李明扬并不满足于口头澄清，他随即整理手稿，把郭村、黄桥、泰州三段经历写成八万字回忆录。稿件交到总政史料部门，增加了不少第一手细节：运弹路线、密信暗号、朱克靖谈判用的“连环计”……有些材料后来成为《新四军军史》修订的重要补充。

1972年初，陈毅病逝，噩耗传到北京医院病房。李明扬拄杖立于走廊，良久未语，转身去写了四个字——“文武至交”。字迹抖动，却横平竖直。六年后，李明扬辞世，粟裕主持追悼，送行者多是当年苏中东线的老兵。挽联没有华丽辞藻，只写：共御外侮，同解疑隙。

这样一段交往，与其说是个人恩怨的化解，不如说是时代洪流里一次又一次利益与信念的权衡。抗战烽火、国共摩擦、起义、建国，节点清晰，动机各异，但能把李明扬与陈毅紧紧拴在一起的，始终是抵御外侮的共同底色。至于电影的几处失实，历史研究者后来补正，观众也逐渐了解了完整剧情。李明扬当年的那通电话，反倒成为考据者眼里难得的注脚——一个军人对个人荣誉的在意，也是一种对真实历史的执拗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