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和杨秀清，是如何一步步走到水火不容地步的？

太平天国能够发展起来，与洪秀全、杨秀清的合作是分不开的。

太平天国后来走向内讧，也是从洪秀全、杨秀清的水火不容开始走向高潮的。

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如何由紧密合作，一步步走到水火不容的呢？

1846年-1848年三月：杨秀清是洪秀全事业发展的忠实拥护者

1846年，在曾玉珍的介绍下，杨秀清与萧朝贵加入了拜上帝会。

当时，洪秀全尚在广州老家搞理论创造，在撰写《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拜上帝会的理论书籍，还没有过来指导工作，拜上帝会的实际工作由冯云山负责领导。

到1847年十月，洪秀全才来广西，会合冯云山等人。

当时，拜上帝会的教主是洪秀全，主要领导就是洪秀全与冯云山二人。

而杨秀清当时尚未进入拜上帝会的权力中心，属于执行层的早期会员。

但是，杨秀清、萧朝贵等人，当时活动十分积极，积极宣传拜上帝教的思想，动员群众加入拜上帝会。

洪秀全、冯云山毕竟是广东人，在广西人生地不熟，拜上帝教能迅速壮大起来，与杨秀清、肖朝贵等人的努力自然是分不开的。

因此，在最早期，洪秀全在上，杨秀清是洪秀全事业发展的积极拥护者。

1848年三月-1848年十月：洪秀全与杨秀清等人重构关系

洪秀全与杨秀清关系的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848年初。

拜上帝会的壮大，引起了当地士绅和官府的警惕。

因此，1841年一月，冯云山被逮捕入狱，洪秀全则返回广东去营救冯云山，也离开了广西。

如此，拜上帝会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人心浮动，有涣散的危险。

1848年三月，杨秀清表演“天父下凡”，稳定了人心，使拜上帝会危而复安。

直到当年九月，萧朝贵才表演“天兄下凡”。

也就是说，在1848年三月到九月，杨秀清是独力支撑着局面的。

此后，洪秀全、冯云山回到了紫荆山。

此时，洪秀全与杨秀清等人的关系，势必要进行重构！

洪秀全，毕竟仍然是教主。

而杨秀清、萧朝贵，又能够为天父、天兄代言，拥有随时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地位。

因此，此时，拜上帝会的最高领导权，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

在一般情况下，“天无二日，地无二主”，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摊牌决斗了。

然而，洪秀全、杨秀清等人，选择了重构关系。

洪秀全承认了杨秀清、萧朝贵代言天父、天兄的身份；而杨秀清、萧朝贵则在代言天父、天兄时，借天父、天兄之口，进一步确立了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和上帝之子的身份。

当年十月，洪秀全在与代天兄下凡的萧朝贵对话中，确立了杨秀清、萧朝贵也是天父之子的宗教身份以及军师身份。

由此，拜上帝会及后来的太平天国，形成了“军师负责制”，也就是洪秀全高高在上为宗教领袖，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后来萧朝贵又拉了韦昌辉）为军师，负责实际工作的权力格局。

后来，人们都指责，甚至嘲笑洪秀全与杨秀清等人的这个权力重构。

然而，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没有杨秀清的“天父下凡”；如果杨秀清“天父下凡”后直接否定了洪秀全的地位；如果洪秀全等人回来后不承认杨秀清等人的“天父下凡”（在洪秀全、冯云山不在的半年多里，拜上帝会就靠这个维系着信仰和组织关系）；如果当时洪秀全与杨秀清等人不如此重构权力，那拜上帝会土崩瓦解是必然的！

正是这次合作，使拜上帝会渡过了第一个危险期，持续稳定发展，这也才有了后面太平天国的那些历史！

也就是说，在这次权力重构中，虽然洪秀全与杨秀清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关系，但当时他们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权力斗争，仍然是一种以合作为主的关系。

1848年十月-1851年一月：洪秀全与杨秀清一起受到排挤

然而，在此后一段时间里，洪秀全与杨秀清都受到了排挤。

这段时间，萧朝贵才是最为活跃的一个。

萧朝贵频繁地施展“天兄下凡”，抢过了实际领导地位。

一方面，萧朝贵与杨秀清合作，一起排挤洪秀全、冯云山及赐谷王家等势力，强化了“紫荆山派”的权力地位；

但另一方面，萧朝贵也借“天兄下凡”，排挤、压制了杨秀清。

尤其是，1850年四月，杨秀清患病，到八月时病情严重，“耳聋流水，口哑流涎”达两个月之久，“几成病废”。

韦昌辉遂掌握主导权，还拉拢金田实力派韦昌辉，一起排挤杨秀清。

可以说，这段时间，洪秀全、杨秀清，都被萧朝贵压制了。

由于都被排挤在权力的边缘，因此，洪秀全与杨秀清，不但冲突不多，而且，还在一些方面形成了默契。

于是，就有了金田起义前后，洪秀全与杨秀清的相互力挺。

1851年一月-1851年十月：相互力挺

1、杨秀清力挺洪秀全。

萧朝贵掌权时期，他对洪秀全的排挤和压制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1850年四月，洪秀全应会众“早坐金龙殿”的请求，一度“身穿黄袍”，有称王之意。

但萧朝贵以“天兄下凡”，劝洪秀全“根机不可被人识破”，迫使洪秀全暂时放弃。

九月，萧朝贵又再以“天兄下凡”，让洪秀全、冯云山一起去山人村胡以晃家居住，直接将其在空间上排挤出了权力中心。

十月初一，杨秀清“复开金口”，夺回权力。

杨秀清随即反对萧朝贵的保守政策，主张洪秀全登位，推动反清武装斗争的公开化！

十一月，杨秀清又指挥了“迎主之战”，将洪秀全、冯云山迎接了回来。

2、洪秀全力挺杨秀清。

十二月初十，金田起义爆发，洪秀全称太平王，建立太平天国政权。

1851年二月，洪秀全在武乡称天王，并设立五军主将制，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左辅正军师，确立了杨秀清仅次于天王的“二把手”地位。

1851年十月，洪秀全在永安建制，封五王，明确杨秀清为东王，“节制诸王”。

虽然杨秀清的宗教地位在1848年时就已经确立了，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杨秀清一定能获得“节制诸王”的权力。

毕竟，当初，明确的天父“第三子”是冯云山，且冯云山与杨秀清的军师位还在萧朝贵之前，但到后来，冯云山的政治地位不也在杨秀清、萧朝贵之下吗？

所以，杨秀清能够最终压倒萧朝贵，确实与洪秀全的力挺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洪秀全、杨秀清，相互力挺，确保了二人一二把手的地位。

1851年十月-1852年七月：相互制衡，紧密合作

尽管永安封王时确立了杨秀清“节制诸王”的地位，但是，当时杨秀清与洪秀全之间的关系仍然比较健康。

因为：此时太平天国的权力体系是比较平衡的。

萧朝贵毕竟仍然拥有很强的号召力，并也拥有“天兄下凡”的“神技”，

而且，萧朝贵在军事指挥上的表现也很突出，攻打永安、桂林，及攻打长沙第一阶段，都是萧朝贵为前敌指挥的。

此外，一手把拜上帝会建立、发展起来的冯云山，组织能力突出，深得众望。

因此，萧朝贵、冯云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衡杨秀清，维系着太平天国领导权力的微妙平衡。

而另一方面，军兴之初的太平天国，外部环境十分严峻，随时有覆灭的危险，容不得太平天国诸王有过多的内部斗争。

因此，这段时间，洪秀全与杨秀清、萧朝贵，彼此之间既相互制衡，又紧密合作，关系总体上谈不上多么融洽，但至少是合作愉快的。

比如，1852年初，太平军在道州决策时，诸王对太平天国的进军方向进行了激烈讨论。

最终，杨秀清是以高出一筹的眼光和说服力，明确了太平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

由此可见，此时的太平天国高层，在决策时，采取的是聚集讨论的方式，彼此都没有搬出什么天父天兄来，都是讲道理，理性确立决策的。

1852年七月-1853年三月：权力失衡，但合作关系良好

1852年，冯云山、萧朝贵相继牺牲。

诸王中，韦昌辉、石达开的资历、威望皆远在杨秀清之下，无法对杨秀清形成有效制衡。

因此，太平天国的权力格局，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

洪秀全与杨秀清的“二元格局”已经形成。

而这个时候，杨秀清就开始展现出独断专行的一面。

比如，太平军打下武昌后，众将对下一步进军方案各有主张。

最终，杨秀清力排众议，确立了进军金陵的方针。

值得注意的是，与道州决策时，杨秀清慷慨激昂的说服不同，这次决策，虽然诸王各有意见，但史书并没有激烈讨论的记载，甚至在一些记载中，杨秀清最终是以“天父下凡”定下来的！

可以说，权力已经失衡了。

但是，总体上，这段时间，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同，但总体上保持了和睦关系。

毕竟：这个阶段的意见分歧，主要就是往哪里进军的问题，没有涉及到根本利益冲突。

1853年三月-1856年五月：裂痕逐渐扩大

1853年三月，太平军打下南京，改为天京，定都于此。

到了“小天堂”，裂痕，也就一步步大了起来。

1、“流程”失效，杨秀清大权独揽。

入天京之初，太平天国建立了一套“流程”：韦昌辉和石达开先处理各种上报材料，然后再次呈报杨秀清；杨秀清批复后上报给洪秀全，由洪秀全最后拍板。

在这个体系中，杨秀清只是权力行使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受到了一定的制约。

显然，这说明，在入天京之初，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们都想要建立一个相对制衡、健康的管理体制。

而事实上，据史料记载，最开始的时候，杨秀清等人也定期到天王府面见天王，商议事情，一切都还比较和睦。

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

太平天国西征开始后，石达开常常在外坐镇，不能参与中枢决策了。

而韦昌辉也因畏惧杨秀清，对杨秀清开始唯唯诺诺了。

洪秀全呢？对杨秀清呈报上来的文件，唯画诺而已，也就是签个字盖个章。

当然，大家都听杨秀清的，一来是杨秀清确实比较有能力，他的意见大多是相对高明的；但更重要的是：你违背杨秀清的意思，可能会先被“天父”打一顿板子，然后被迫承认错误，继续用杨秀清的主张；那还不如一开始就按杨秀清说得办列···

因此，杨秀清的东王府，也就成为太平天国实际权力中枢；而杨秀清也就成了太平天国的实权领导人，无人能制衡了。

2、多角度冲突，更加全面的路线之争。

同时，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冲突内容，也多了起来。

在进天京之前，太平军基本上唯一的工作就是打仗，所以意见分期基本上就是进军路线等方面的专业问题，冲突不多。

但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并且在安徽、江西等地获得根据地后，在行政、经济、文化等各方的工作内容丰富了起来，而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分歧也就更为广泛了。

随着冲突范围的扩大，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冲突蔓延到了彼此的“红线”。

3、触及“红线”。

太平天国的政治体制比较特殊，他是宗教立国的，宗教领袖天然有着无可替代的号召力。

因此，你杨秀清实权再大，洪秀全只要维系住其宗教领袖的身份，君臣关系就还有能处的余地，彼此就还有能够合作的空间。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杨秀清不得不开始挑战洪秀全的“红线”了。

而这一冲突的关键点，就在于对儒家思想的态度。

杨秀清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化，他对儒家自然也没有特别的好感。

但是，在实际斗争实践中，杨秀清意识到：如果不能真正的尊重儒家，那太平天国就会站在“千年道统”的对立面，得不到广大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民众，尤其知识分子的支持！

太平天国造反，要反的是大清，而不是要反千年道统！

所以，杨秀清以“天父下凡”，宣布“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简书中”，开始走向尊儒的道路。

显然，倘若太平天国尊儒，那洪秀全这个拜上帝的宗教领袖地位也就会从根本上被动摇！

如此，洪秀全，当然容不得杨秀清了！

1856年五月-1856年八月：杨秀清再次重构关系失败，双方水火不容

虽然太平天国的内部已经出现裂痕，但是，真正走向水火不容，还是在1856年五月之后。

在此之前，清军的江南大营就在门口的孝陵卫，天京危急，诸王的注意力自然都盯着城外的清军，尚腾不出手来内讧。

1856年五月，太平军大破江南大营，天京之围得解。

如此，大家也就有了腾出手来干的空间了。

大破江南大营后，杨秀清立刻下令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全部离开天京，出去作战！

而且，韦昌辉统帅的主要是石达开的兵；石达开所统领的有许多也是韦昌辉的嫡系，将帅关系被人为打乱了！

显然，杨秀清这是既把其他人赶出去，形成在天京去洪秀全单独“摊牌”的局面，又避免韦昌辉、石达开领军抗拒。

接着，杨秀清以“天父下凡”，逼迫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

显然，这是杨秀清试图再次重构双方关系的一个尝试。

杨秀清要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然后又进洪秀全为“万万岁”，表面上“各升一级”，洪秀全仍然是老大。

但是，“万岁”不是人臣能称的，做了“万岁”，那杨秀清也是“人主”了。

也就是说：杨秀清企图继续以“军师”的身份负责实际权力工作，又希望以低洪秀全一级的“共主”身份分享宗教领袖的地位！

显然，连宗教领袖的身份都要“分享”，那下一步就真的没有洪秀全的位置了！

杨秀清，实际上就是在“逼宫”！

事情做到了这个份上，洪秀全再是窝囊，也是不可能不做反抗了！

而这种权力场上的反抗，没有什么点到为止，一出手，就是你死我活，水火不容！

说起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关系，后人常常当“奇文”来看。

以至于，人们常常把太平天国的内讧，与太平天国几个领导人的性格联系到一起，过分夸大他们性格的对于奇特之处。

尤其是：他们在天下未定时，就“等不及”要自相残杀，更被认为是“阶级局限性”的典型表现。

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关系搞成这样，已经算不错了。

没有洪秀全、冯云山搞出来的体系，杨秀清纵然有本事也无用武之地。

没有杨秀清的担当和才干，洪秀全的事业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洪秀全、杨秀清，算是相互成就。

最后，太平天国事业要进一步发展，就不可能不对信仰体系进行改革，也就使杨秀清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到洪秀全的“红线”，从而使双方关系不可调和。

破裂是破裂了，但恐怕那也是没有办法，绕不开的选择了！

换做今天笑话他们的朋友，走到他们的位子上，恐怕也很难比他们做得更好了。

只能说，一个组织的价值观，还是要正常一点，否则，即便能幸运得到人才，恐怕最终也是会出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