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彼得森先生约在了一家安静的日式咖啡馆。
是我选的地方,隐蔽,适合交谈。
我提前了十五分钟到达,选了一个靠窗但又被绿植遮挡的角落。
这个位置,既能看到窗外的街景,又能保证我们的谈话不被窥探。
彼得森先生非常准时,他脱下风衣,露出里面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西装,整个人散发着一种久居高位的沉稳气场。
他一坐下,服务生便送来了我提前为他点好的蓝山咖啡。
他有些意外,但随即露出了然的微笑:“谢谢,江小姐,你总是这么细心。”
“您在之前的会议间歇,只喝这个牌子的咖啡。”我平静地回答。
记住客户的每一个细节偏好,是顶级翻译的职业素养之一。
彼得森先生喝了一口咖啡,蓝色的眼睛里带着审视的意味,直直地看向我。
他没有绕圈子,开门见山。
“江小姐,我不相信你的公司会愚蠢到,在项目最关键的时刻,解雇他们的王牌。”
他的用词是“王牌”(Ace)。
这个评价,让我心中一暖。
我微笑着,拿起面前的白瓷杯,却没有喝,只是用手指摩挲着温热的杯壁。
“也许在他们看来,王牌是可以随时替换的。”我的语气听不出喜怒。
彼得森先生的目光锐利起来,他身体微微前倾,紧紧地盯着我的眼睛。
“Are you replaceable?”
(你,是可替代的吗?)
这个问题,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向了整件事的核心。
我没有直接回答是,或者不是。
任何语言上的辩解,在此时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只是从我的包里,拿出了一份文件,轻轻地推到了他面前。
这份文件,是我连夜整理出来的。
它不是什么机密,只是项目技术附件三里的一份公开材料,关于芯片封装的良率测试标准。
彼得森先生有些疑惑地拿起文件。
我伸出手指,点在了其中一个被我用红笔圈出的技术术语上——“Bonding Wire Fatigue”。
“彼得森先生,这个词组,我翻译成了‘焊线疲劳’。”
他点点头,“是的,很精准。”
我继续说道:“但是,如果换一个对半导体封装工艺不够了解,只懂语言的翻译,他有90%的可能性,会根据字面意思,把它翻译成‘绑定线疲劳’,甚至更离谱的‘粘接线疲劳’。”
彼得森先生的眉头微微皱起,似乎在思考这其中的差异。
我没有给他太多时间。
“‘焊线’是半导体封装领域的专有术语,特指连接芯片和引脚的金属丝。而‘绑定线’或者‘粘接线’,则是通用工业领域的词汇,范围要宽泛得多。”
“这有什么本质区别吗?”他问。
“有。”我的声音坚定起来,“区别在于,‘焊线疲劳’这个术语的背后,指向的是一个特定的技术失效模型,而这个模型,与贵公司之前收购的一家子公司所持有的专利壁垒紧密相关。但这个专利,贵公司法务部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它与我们这个项目的潜在关联。”
我顿了顿,看着他愈发严肃的表情,抛出了我的结论。
“如果在这里,我用了另一个词,合同的模糊性就会为未来埋下巨大的隐患。一旦我们中方母公司旗下的另一家材料公司,在未来就这项关联专利提起诉讼,根据合同文本,你们很可能会因为这个词的偏差,额外多付出上千万,甚至近亿美元的专利授权费。”
我说完,整个咖啡馆仿佛都安静了下来。
彼得森先生的表情,从最初的审视,变为惊讶,最后定格在一种深深的震惊之中。
他拿起那份文件,仔-细地、反复地看着我圈出的那个词,以及我附在后面的简短分析。
他的手指,甚至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着,显示出内心的极不平静。
他沉默了足足有五分钟。
这五分钟里,我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安静地端起咖啡,轻轻抿了一口。
咖啡的苦涩在舌尖蔓延,但我的心里,却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知道,我已经赢了。
终于,他抬起头,那双蓝色的眼睛里,震惊已经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带着极高赞赏和尊重的光芒。
“他们解雇你,不是因为你的能力,而是因为别的原因。”
这一次,他用的不是疑问句,而是肯定句。
他彻底明白了。
我微微一笑,将问题抛了回去。
“彼得森先生,我的价值,取决于您认为我值多少。”
我不再是被动等待审判的弃子。
从这一刻起,我成了能够定义自己价值,并且让对方心甘情愿买单的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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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中断的会议在我的前公司——“华译通”的极力斡旋下,终于重启了。
刘伟明没有出现在会议上。
取而代之的,是公司CEO王总那张写满谦卑和歉意的脸。
当然,他也带来了新的翻译。
一个看起来刚毕业,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年轻人。
会议开始前,我收到了彼得森先生的另一封邮件。
他邀请我以“静音观察员”的身份,进入这场会议。
他说:“江小姐,我们需要一个公正的耳朵。”
我心领神会。
我接受了邀请,我的头像,是一个小小的、黑色的方块,沉默地待在几十个亮着的头像角落里,毫不起眼。
会议开始了。
王总先是发表了一通长达十分钟的、充满悔恨的道歉,姿态放得极低,就差隔着屏幕土下座了。
美方对此不置可否,只是礼貌性地表示,希望会议能继续。
然后,轮到那个新人翻译了。
灾难,从他开口的第一秒就开始了。
他紧张得声音都在发抖,磕磕巴巴,一句完整的长句都很难说出来。
更致命的是,他的专业词汇储备,简直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Bandwidth”(带宽)被他翻译成了“带子宽度”。
“Silicon wafer”(硅晶圆)被他口误说成了“硅华夫饼”。
屏幕那头,美方团队的眉头,越皱越紧,像拧成了一团的麻花。
我方团队的人,则个个如坐针毡,脸色比锅底还黑。
王总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我静静地看着这场闹剧,心中没有波澜,只有一片荒芜的冷漠。
我知道,这只是前菜。
真正的重头戏,还在后面。
果然,当会议进行到最核心的部分——讨论芯片制造工艺的最新优化方案时,那个决定了项目生死存亡的时刻,到来了。
美方CTO展示了一页PPT,上面有一个关键指标:“Etching Precision”。
这是决定芯片良率的核心中的核心。
那个年轻的翻译,大概是太过紧张,也或许是根本不懂,他盯着那个词,卡了壳。
几秒钟的死寂后,他似乎是破罐子破摔,用一种极不确定的语气,直译了出来。
“芯片……腐蚀……污染。”
Chip. Corrosion. Pollution.
三个词,像三颗重磅炸弹,在会议室里轰然炸响。
屏幕那头,一直沉默的美方CTO,一位严谨的德国裔老头,脸色瞬间大变。
他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一种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打断了会议。
“Corrosion Pollution? What do you mean by pollution? Are you telling us your new process has a fundamental contamination risk? This is a major safety issue!”
(腐蚀污染?你说的污染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你们的新工艺有根本性的污染风险吗?这是重大的安全问题!)
他的声音又快又急,带着浓重的质问。
整个会场,瞬间被一股巨大的恐慌所笼罩。
中方技术人员急得满头大汗,抓着麦克风,拼命地想用蹩脚的英文解释,但颠三倒四,越描越黑。
“No, no, not pollution… is… is about the… cut… cut very small…”
王总的脸,已经从铁青变成了死灰。
他转过头,对着那个闯下弥天大祸的侄子,用压抑到极致的声音低吼,嘴型是两个字:“废物!”
场面彻底失控。
混乱,恐慌,灾难。
就在这片世界末日般的景象中,一个平静而有力的声音,通过所有人的扬声器响了起来。
是彼得森先生。
“Miss Jiang, you are here.”
(江小姐,你在这里。)
他没有用疑问句。
“Could you please clarify what our partner is trying to say?”
(能请你澄清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到底想说什么吗?)
唰——
一瞬间,屏幕上、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穿越了混乱的声浪,死死地聚焦到了那个一直沉默着的、小小的黑色方块上。
那个代表着我的头像。
我感觉到了刘总(他虽然没在主会场,但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那几乎要穿透屏幕的、震惊、羞愤、恐惧交织的目光。
我感觉到了王总那如同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般的、期盼又绝望的眼神。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不紧不慢地,点击了鼠标。
开启摄像头。
开启麦克风。
我的脸,清晰地出现在所有人的屏幕上。
背景,是我家干净整洁的书房,一排排专业书籍作为背景墙,沉静而有序。
与会议室那边的兵荒马乱,形成了鲜明而讽刺的对比。
我看着屏幕上,王总那张已经扭曲的脸,缓缓地,开了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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