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复兴岛40年：钢板、酒店与驶向未来的大船

12月18日，随着2025上海量子城市年度大会举行，上海复兴岛—全球创客岛启动。未来，复兴岛上战略留白空间的存量工业建筑将陆续被临时改造为共享实验室、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全周期创新空间，旨在为全球创客提供低成本、开放式、多元化的创新创业环境。

时间回到40年前。

1986年的上海复兴岛，长相俊朗、身材挺拔的16岁上海青年富伟东初中毕业，考入中华造船厂的厂办技校，学习电工。中华造船厂正门就在复兴岛共青路130号，技校与工厂仅相距100多米。他从这座市中心小岛走向社会。从船厂工人开始，随职业的变换，他旁观了这座城市各个阶层的景象，串联起巨变中的吉光片羽。

船厂生涯：热火朝天的集体记忆

中华造船厂很大，食堂也大。每到吃饭的时候，食堂里的人潮几乎是望不到边际。这个人声鼎沸、无比庞大的食堂，就是船厂给初来乍到的富伟东留下的第一印象。

20世纪80年代末的上海，尚未完全取消副食品票证，也还没有开展后来丰富上海人餐桌的“菜篮子”工程。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虽然能吃上肉，但餐桌上的食物品种还是单调寡淡的。对一个16岁小伙子来说，船厂食堂的大锅饭的香气，独具诱惑。让富伟东记忆深刻的菜全部是“红”的，红烧大排，红烧狮子头，还有黄酱，就是红烧的豆腐衣包肉，浓油赤酱。男生们的饭盆里，菜堆得如小山，大家埋下头，就是一顿猛吃。对他们来说，四两一块的米饭还不够吃，每月饭票到月末，也会捉襟见肘。胃口小的女生的剩余饭票就成了男生们的“救命稻草”。富伟东毕业正式进厂工作后，还曾发生一件趣事。有一天下班前，他去食堂买了20只肉包，打算带回家给父母吃。不料临时有人找他打牌，他便留在厂里，边打牌边吃肉包，不知不觉间，20个肉包居然全部下肚。

富伟东在船厂技校的毕业照 摄于1989年7月

大锅饭、大食堂，是那个年代国营工厂对“主人翁”的厚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工人们蓬勃的胃口也透露出船厂工作的性质——造船工人体力消耗极大，没有丰富热量和蛋白质，难以长久支撑高强度的劳动。富伟东对造船工人的辛苦深有体会。

造船的全过程需要经过设计与放样、船体建造、分段装配、船台合拢、滑道下水、舾装以及最终检验。“在舾装这一步，机电车间电工就要进入船体铺设电缆，电缆全部用手拉，从前到后不能断，一条船上万根电线，四通八达，全部是工人一手一脚搭设。”

当时富伟东被分在设备科当船台电工。空壳船体在陆地进行合拢焊接阶段，内部没有照明。这时候，他就需要第一批进入船体拉航灯，为船体提供简易照明。这样，负责后面工序的工人才能上船工作。赶上盛夏，外面温度30度，船体钢板至少有六七十度。钻到闷热船体工作的人，至多坚持几个小时，就一定要被换下。每次被换下时，富伟东全身都是湿透的。他也经常见到有工友在船体内不慎中暑，被其他人用担架抬下来。辛苦归辛苦，富伟东的船厂记忆一直由一种快乐而昂扬的情绪主导。他说，当时的人际环境十分单纯，“大家在一起，也是聊工作，很少计较工资之类的个人问题，大家干劲都很足”，他也就跟着“不要命地干”。

然而，还有一部分精神支撑，却是私人化的，关乎个人审美。富伟东特地向我描述了新船下水的场景：“很有仪式感，船东和船长站在船头，香槟酒被砸碎的一瞬间，船慢慢滑出去，越走越远，我们在船上，安全帽往屁股下面一垫（当凳子），从口袋里拿出被汗水打湿的、皱巴巴的烟，吸一口，那感觉，就像是做神仙了。”“我觉得之前受的那些苦都值了，从一块钢板开始，我们造的大船可以出海远航了，不知道怎么描述这种自豪感。”

当他坐着大船，驶出复兴岛狭小的航道，眼前的景象逐渐开阔。

然后，慢慢地，这个曾经的“远东第一大都市”携带着峥嵘气象走到他面前。船厂岁月中，这个混杂着成就感、雄壮与浪漫的场景，一次次拨动这个青年的神经。

转型中的城市

20世纪进入最后一个10年，这座城市开始变化。“浦东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上海明确提出，要将产业结构从“二、三、一”转变为“三、二、一”。产业转型，意味着劳动力的转移和“壮士断腕”。遭遇变故的，首当其冲是官方统计数据里“超过100万下岗工人”。富伟东也告别了他的工人生涯。只不过，他调转方向的时间点更早。

1990年代初，中华造船厂着手筹备“复兴岛大酒店”，定位准二星，主要目的是接待前来洽谈业务的各国船东、工程师等；此外，也向社会开放。酒店紧挨着船厂，楼高八层，风格方正、气派。至今，它依然是复兴岛上最高建筑之一。

复兴岛大酒店的筹备，在内部可谓明星项目。招聘广告在厂里四处招贴，让许多年轻工人跃跃欲试。毕竟，在酒店服务要比在船厂轻松得多，工资也高得多。富伟东起初对招聘广告“未知未觉”，还是同车间一位大姐来问他：“侬卖相噶好，又会英语，为啥不试一试。”面试是酒店总经理蔡元康亲自主考。他让富伟东讲了几句简单的英语，又让他唱了一首歌。小时候曾在杨浦区少年宫学习过书画和音乐的富伟东还记得，当时他唱的是一首张国荣的粤语歌。除了原本船厂招待所的员工外，酒店招收的员工绝大部分是船厂工人。“工人老大哥”转行做服务员，需要专业的培训。正式开业前，厂里专门把新员工送到上海旅游专科学校培训。密集学习3个月后，富伟东和同事们又先后被安排进入扬子江大酒店、华亭宾馆和杨浦区的白玉兰宾馆实习。

彼时，上海五星级酒店的客群与今日不同。1990年开始，上海正大力招商引资，欧、美、日资及中国港澳台地区的投资者大批进入上海。第一个进入浦东的境外开发商、汤臣集团创始人汤君年的夫人徐枫回忆：“我们住在花园饭店，坐了4个多小时（车船）才到浦东，浦东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走到那时我们花了3090万美元标到的高尔夫球场，他（指汤君年）拨开比我还高的芦苇说，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高尔夫球场和别墅。”不止汤臣，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海外企业，通用汽车、IBM、西门子、花旗、汇丰、可口可乐、飞利浦、三菱电机、杜邦等等，都是在1990年代进入上海，设立分支机构。五星级酒店，成了上海招待外商的最主要场所。

“当时的五星级宾馆里，住的至少一半是老外。”站在门外，这个当时20出头的青年“推开大门的时候，会看到，原来外面还有这样一个世界”。

新世界的冲击

钱，是这个新世界给富伟东带来的第一波冲击。有一次，富伟东在一间五星级酒店的包房服务。席间有人向一位美籍香港人劝酒。那人实在不愿意喝，于是对富伟东说：“小弟，要不这酒你帮我喝了。”富伟东想也没想，就把一杯白兰地喝了下去，没多久，就忍不住吐了。美籍香港人离开前，跑去给富伟东打招呼：“小弟，你没事儿吧，我们握个手吧。”客人走后，富伟东摊开手一看，手里多了100美元。那是1993年，这个20岁出头的青年，第一次看到100美元纸币。按照当时汇率，这相当于他6个月工资。那时候，餐厅服务员们都喜欢做“room service”（客房送餐服务）。“因为送东西上去，如果是个老外，肯定会给我小费，通常港澳客人给的小费比欧美外宾更多。”“我这才知道，哦，原来这样也能挣钱。”那时候，富伟东经常收到兑换券，还有各国的纸币。当时，富伟东一个月实习工资是120元。可有时候，一次服务的小费，都超过他一整个月的工资。如当时很多上海家庭一样，富伟东家里，也有一本收集各国钱（纸）币的册子。

客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对富伟东带来了影响。最显而易见的是衣着。1990年代，大量港台电视剧热播，港人的饮食男女、衣食住行，随电视屏幕进入了内地。“香港”成为时髦的代名词。上海华亭路上的生意人们，看到了商机，拿着中国香港的杂志上刊出的最新时装款式，南下进货，或者干脆自行设计。很长时间里，华亭路成了上海小青年“赶时髦”的必到之地。1980年代的华亭路，有“小香港之称”。“那时候，宾馆里很多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来的人，很多打扮第一次见，后来就见怪不怪了。”客人的衣着打扮，很快改变了富伟东对衣着的品位。口袋里有钱以后，他迫不及待到华亭路买衣服，尽量把自己打扮得像那些客人。富伟东买过一件黑色西装上衣，上面是一粒粒小碎花；下面一条24褶太子裤，这种裤子，裤筒肥大，裤脚窄小，酷似拉丁舞男的演出服；脚下则是一双当时流行的迪亚多纳运动鞋，售价三四百元。他就穿着这身行头，跑到船厂去看望昔日车间里的老朋友。门卫室却把他拦住了，“因为他们怎么看，我都不像厂里的工人”。最后，他把复兴岛大酒店的工作证拿出来，对方才放他进去。

老朋友们自然惊异于他的变化——穿着变了，烟和以前也不是一个档次了。他们对着他直呼“不认识了，完全变了个人”。而这正是当时的富伟东希望从老朋友口中听到的回应。

美食街与夜场：上海的另一个切面

短暂见过五星级酒店的“市面”后，富伟东回到复兴岛大酒店履职。岛上的生活，要简单得多。复兴岛大酒店的客人，大都是与厂里有业务联系的人，背景相对单一，接待工作也很常规。而且，他们也没有给服务员小费的习惯。

平淡的环境，让爱好变化的富伟东感到有些无聊。“我总觉得复兴岛大酒店太小了，施展不开，每天工作也很轻松平淡，就没有了激情。”酒店不营业的时段，富伟东常常跑到酒店二楼多功能厅去唱卡拉OK。似乎只有在那里，他的精神才能得到真正的舒展。“那时候，我年轻，表现欲特别强，喜欢唱歌，去那个地方，就好像老鼠掉进了米缸。”

他一心想要试试外面的机会。1993年，他辞去了国营大厂的工作，进入乍浦路上一家由美籍香港人开设的酒店——北海渔村。

在上海餐饮业发展史上，乍浦路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点。这是改革开放后上海的第一条美食街。1993年，正是乍浦路的鼎盛时期，一公里长的马路上有108家饭店。北海渔村主打港式粤菜，厨师来自香港。包房设最低消费1500元，还是一房难求，需要提前预订。菜单里，除了龙虾、大王蛇，甚至包含一些如今看来不可思议的野味，足见当年食风之生猛。北海渔村还是当时最早一批开设港式早茶的饭店，每天7点开门前，门外客人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从船厂劳保工人转入私人老板手下工作，富伟东放弃了体制的庇护，但工资也从原来的120元上涨至1500元。很快，他又升任大堂经理，工资5000元。这里是20世纪90年代上海滩的另一个切面——如果说，当时的华亭宾馆、花园饭店招待的是为这座城市注入资本的外商“探险家”，那么，在北海渔村这样的地方，活跃着的则是最先闯出名堂的本土弄潮儿。

“很多都是社会上的大户，暴发户也很多，几乎人手一只拷克箱，和阿宝（电视剧《繁花》男主角，从事外贸和证券）很像，他们大部分是外贸公司的，也有证券公司的。这些人看上去很洋气，但能看得出来，他们的洋气是学来的。”

有一次，总经理嘱咐富伟东，晚上准备接待一位重要客人。让大堂经理服务一位客人，这在富伟东印象中是头一次。他猜想，此人一定来头不小。

原来，当晚来的正是一位当时风头极盛的大老板。场面上行走的人，行事皆滴水不漏。吃完饭，大老板不忘给所有进包房服务过的人500元小费，给富伟东的却是1000元——凭着服务员穿着的差异，打领带还是系领结，他已经区分出服务员的等级，由此猜想到饭店对他的特殊对待，并通过小费体现出来。

大堂经理时期的富伟东。 来自“沪阿游”公众号，作者提供

左为富伟东手抄的菜单。当时有个规矩，港式酒楼大堂经理必须会用毛笔手抄菜单。 来自“沪阿游”公众号，作者提供

1994年，富伟东转入北海渔村旗下的夜总会做DJ。离开北海渔村以后，他又辗转各地，最终于2004年来到北京知名的老牌迪厅、全球百大俱乐部之一的Club Banana当DJ。这一干，就是9年多。

“我希望所有人看到我，做DJ就是释放了我的这一面。”如他所愿，在京城夜场的造梦空间里，他享受了人群的瞩目与欢呼，也经历过人生的至暗时刻。这一切，又是另一个故事了。2019年，富伟东结束了DJ生涯，回到家乡上海。

重回复兴岛

前不久，富伟东去了一趟复兴岛。他把车停在路边，坐在马路牙子上，一坐就是半小时。他说：“这地方还和我以前工作时的景象一模一样，从没有一个地方给我这么强烈的穿越感和归属感，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想流泪的感觉。”

有“穿越感”的并不是富伟东一个人。我身边去过复兴岛的上海人，以及不少见诸报章的回忆文章都谈到复兴岛的怀旧特质。

复兴岛这样的特质，可以说是城市规划的一个意外结果。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里，复兴岛被定位为“战略预留区”。多年来，随着产业转移，这里的工厂和企业都已经搬走，但房屋一直保留着，且至今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拆建、改造。岛上的社区布局、建筑，乃至两边蓬勃高大的樟树，都保留着当年的样貌。正因为这样，它才难得地封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气息，成了上海人穿越时间的“虫洞”。

2025年夏天，小红书办的“痛岛”活动，三天之内，吸引了10万“二次元”爱好者登岛。按照规划，未来复兴岛将围绕“数字智能岛、设计艺术岛、人民城市岛”定位，推出更多量子城市应用系列场景，全力打造全球创客岛，着力构建未来城市实验区、创新创业和人才集聚区、时空智能创新先行区。

从国际时尚中心远眺通往复兴岛的定海桥与复兴岛。沈轶伦摄于2024年8月

未来，新的产业，新的人，又将来到这里，一如，30多年前即将成年的富伟东在这里坐上自己参与打造的大船，开启他人生的壮游。

原标题：《【海上记忆】一个人的复兴岛40年：钢板、酒店与驶向未来的大船》

栏目主编：沈轶伦 文字编辑：沈轶伦

来源：作者：孙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