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的一天清晨,太原上空忽然出现几架运输机,舱门打开,成捆传单顺风飘落,街头的大喇叭随即播放中央新近发布的《七二三布告》。很多市民抬头张望,带着疲惫又戒备的神情,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场漫长动荡正被一位军人悄悄改写。
谢振华接管山西,只用了一个电报。电报言辞简短,却指定他为省委核心小组组长。消息从北京传来时,他正驻扎新店机场指挥六十九军整训。有人提醒:“山西乱得不像话,进去了就别想轻松。”谢振华只是点了根烟:“还是那条老规矩——先稳人心,再谈别的。”
六年前,他在六十九军挂名副军长,事实上担当军务重担。他对部队下达过一句当时听来单调的口号:“练。”天津抗洪练,保定抗洪练,邢台抗震仍旧练,士兵们戏称“谢副军长比老天爷还忙”。可正是这种反复锻打,让这支军队后来在山西派系枪口前依旧保持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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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初春,六十九军横跨太行,正式进驻太原“支左”。彼时各类组织的武斗呈跳点式爆发,太原南郊一天能听到几十声炸响,铁路桥和工矿企业的仓库被改造成半永久火力点。谢振华对部队下令:“不准贴口号,不准戴袖标。来是为了止血,不是为了再划伤口。”他借用“军纪要求一碗水端平”这句话,向山西大小派别释放信号。
最惊险的一夜发生在1968年2月19日。晋东南两大派别聚集在长治机场外,重机枪、火箭筒照面。谢振华坐进敞篷吉普,先亮出六十九军番号,再亮出《停火谈判公约》。会场周围已暗设数挺高射机枪,拒绝谈判就地封锁。对峙二十四小时后,双方提交了武器清单,六十九军派出三个连集中收缴。有人事后回忆:“那天若不是他亲自站在跑道中央,长治城还要多死几百人。”
然而,山西局面并未就此扭转。以十三冶建筑公司职工杨成效为首的激进团体迅速填补真空,他自封“山西造反总指挥”,向外宣称“越乱越有利”。杨成效的履历在当时早已臭名昭著:伪满警备司令部官僚子弟、劳改犯、串联骨干,靠劫持车辆和仓库扩充武力。他公开把“活着就干,死了就算”写在袖标,一度聚众两万余人,制造砍杀、纵火、劫掠百余起。
中央判断山西已进入“极度失控”状态,《七二三布告》第六条专门强调“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要依法惩处”。布告下发当晚,谢振华的办公室灯亮到凌晨。他要求军区情报部门连夜清点杨成效集团案卷,尤其是涉及老干部被残害的材料。有人建议观望,他摆手:“文件里写得很清楚,不依法惩处就是放纵。”
8月初,六十九军与省公安机关发动多点行动。同日凌晨,杨成效在太原西山一处秘密据点被捕。押送途中,他仍高声叫嚣:“我背后有人!”警卫连战士反问:“你这么能耐,怎么连山道也冲不出去?”对话只持续十秒,但成为日后法庭纪录中冷冰冰的一笔。
随后一个月,省委工作组与军法处对杨成效案进行三轮取证。罪状最后固化为四条:迫害老干部致死、破坏生产挑起武斗、烧杀奸淫、严重扰乱社会治安。卷宗足有两尺厚,证人签名超过四百份。谢振华在批示里写下八个字:“确证凿凿,依法办决。”
10月11日,太原五一广场举行公审大会。广场四角架起高音喇叭,宣读判决过程持续三十五分钟。宣判结束,执行枪决。子弹声震动街面,围观群众默默散去,没有人再高声喧哗。当天夜里,省城连续十小时未再发生枪声,这是三年来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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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平息后,谢振华把重点转向恢复生产。军工厂复工,煤矿井口加开班次,国营纺织厂重新亮灯。为敦促工矿企业人员返岗,谢振华颁布“停工停发工资”条令,内容并不讨喜,却十分有效。省政府半年统计报告显示,被毁坏的公路及桥梁修复率在70%以上,民间持枪斗殴下降至个位数。
1969年底,北京军区工作组向中央呈交总结,评价山西“动荡趋势得到扭转,社会秩序明显改善”。文件认可谢振华“善用武装震慑与政策感召相结合”的处置方式,并在干部培训班中反复作为案例讲解。之后谢振华调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再到昆明军区政委。多年后回忆山西经历,他只说一句话:“非常时期,凡事掂量的都是百姓的日子。”
杨成效的卷宗今天仍在山西省档案馆封存,签字、判决书、行刑报告都保留完好。文件上盖着197字编号的红色印章,见证了那个夏天一场迅速而冷峻的行动,也说明在混乱与秩序之间,有时需要一声清脆的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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