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汉生退下来后任中央爱卫会主任，专程找余秋里询问：这是做啥的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北京玉泉山会议室灯光通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到大军区领导班子调整时，六十三岁的廖汉生放下文件，语气平静却坚定：“让我退下来吧，刘振华更合适。”会场短暂静默，这一句话为他的军旅生涯画上句号，也开启了另一段并不轻松的任务。

此前两年，廖汉生在沈阳军区担任第一政委。到任第一天，他给机关下了“三条禁令”，不设宴、不看片、不住宾馆。此举看似琐碎，却迅速赢得部队信任。接着，他把焦点对准“干部子女特殊化”。调查结束，他在常委会上抛出一句重话：“谁管不好子女，就交给组织管。”会议纪要雪片般飞向团、师、军各级，几个月后，沈阳军区清退、转业和复员人员的数字列成长表，许多官兵反映心里那股憋闷劲儿终于散了。

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是当时的中央用人方向。廖汉生在沈阳大胆破格提拔，团长、政委平均年龄降至三十七岁，军区党委把一千多名老同志安排到顾问、巡视员岗位。有人感慨：“换血痛一点，拖着更痛。”这些调整，为后续的精简整编做了铺垫。

然而，精简带来的并不全是掌声。个别老战友劝他：“再干两年也不晚。”廖汉生却回答得爽快：“年纪在那儿，还是让年轻人挑担子。”未及深谈，他已打点行囊，按军委安排搬进京西宾馆，等待新的去向。

一九八三年四月初，余秋里登门拜访，开门见山：“组织考虑，请你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廖汉生愣住：“这是做啥的？”短短八个字，道尽一个老将军对陌生岗位的疑惑。余秋里耐心说明：抗美援朝时，美军投放细菌，党中央号召举国“除四害、讲卫生”，于是设爱卫会统筹。现在城乡环境问题多，需要有人再把这杆大旗扛起来。

听罢，廖汉生点头：“行，那就干。”虽未显山露水，决定却极干脆。五月，他正式就任，首先翻阅历年爱卫工作档案，随后带队南下云南、贵州。山区水源杂、寄生虫病多，乡亲们直言：“不怕吃苦，就怕喝脏水。”这句质朴的话让他记在随身笔记本上。

返京后，他写了份一万多字的调研报告，核心诉求只有一句：农村改水，刻不容缓。文件送到国务院办公厅，很快被摆上常委桌。会后批示明确：“一九九零年，八成农村人口喝上安全水。”廖汉生看着这行字，难得露出笑意，当天就把小组成员召回办公室，连夜商量资金、设备和技术方案。

推广之难，远超预想。部分地方财政拮据，抽水站建成后缺人管护；也有干部图省事，工程一验收便撂荒。廖汉生跑了二十多个省区，反复强调“工程寿命不低于二十年”的硬指标。有人问他：“非得这么严？”他抬起手砸了砸桌面：“百姓喝水的事，哪能糊弄？”

爱卫会五年，最大的动作除了农村改水，还包括城市垃圾无害化和蚊蝇密度监测。技术问题他不擅长，就请清华、同济的专家进组，自己专管落实。一次专家会议结束，已近午夜，他仍端着茶杯记录，旁人提醒休息，他只是摆手，连句客套都没说。

一九八八年春，爱卫会换届，新主任人选已定。交接仪式上，工作人员按惯例准备鲜花。他低声说：“花就免了，给我一份最新的农村水质检测报告。”场面略显尴尬，却最符合他的行事风格：务实、直接、不求排场。

卸任之后，他仍保持与爱卫系统的联系。贵州铜仁一处小型水站设备老化，他闻讯后同地方主管部门电话沟通，叮嘱务必在汛期前完成检修。电话那头有人笑称他是“告老不休的老政委”。他淡淡回应：“喝水这事儿，耽误不得。”

从主政大军区到执掌爱卫委，跨度看似巨大，逻辑却一以贯之：纪律、自省、行动。廖汉生在军中整风，用纪律打破人情；在地方治污，用制度保证长效。不同战线，相同思路——把问题挑出来，把责任压下去，把目标订上去。

他不善言辞，留下的故事因此显得干脆。会议上一句“谁管不了子女，交我管”；调研时一句“百姓喝水，不能糊弄”；临别时一句“花就免了”。言简，却字字掷地。或许，这正是老一代革命军人身上的气质：职位可变，原则不让。

廖汉生之后，中国爱国卫生运动继续向社区、学校渗透，改水、改厕、垃圾分类等项目形成常态机制。九十年代中期，世卫组织资料显示，中国农村安全饮水覆盖率较一九八三年提高了四十多个百分点，其中云南、贵州进步幅度最大。行业内公认，那份一万字报告功不可没。

对外，他是爱卫会主任；对内，他还是那个会在常委会上拍板、在基层连队蹲点的“廖政委”。角色不同，风格未改，留下的，除了数字，还有若干操作标准和工作作风，成为后来者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