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卧龙空误主，逐鹿岂在人？

《过五丈原》 温庭筠

铁马云雕久绝尘，柳营高压汉营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逐鹿不由人。

象床锦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历史上的“卧龙”诸葛亮，一直被视为智慧与忠诚的象征。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国卧龙空误主，中原逐鹿不因人”这一话题时，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逐渐展开——也许诸葛亮对蜀汉的“过度负责”，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发展；而中原的霸权角逐，从来不是单凭个人意志就能决定的。

一腔孤忠还是权臣

公元227年，诸葛亮在《出师表》写得感人至深，所谓“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字里行间透着的不仅是责任，更有一份沉重的焦虑。

北伐期间，诸葛亮“事必躬亲”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史料记载，他连杖责二十军棍的处罚都要亲自过问。深夜的军帐中，这位蜀汉丞相常独对烛火，审阅文书，案头的公文堆积如山。主簿杨颙曾劝谏：“治国如治家，当家主只需分配任务，而非事事亲为。”背后是对一个权臣的委婉表达，可以想见后主的心态，能够委曲求全这么多年，刘禅又岂能是个昏庸的人呢？

中原逐鹿的时代洪流

诸葛亮去世29年后，蜀汉灭亡。当时率军投降的，正是诸葛亮悉心培养的姜维。这一幕充满历史的反讽——卧龙先生毕生心血，终究未能改变三国归晋的大势。

这引出了更深层的问题：中原的霸权角逐，真的是个人能够左右的吗？曹操麾下谋士如云，孙权坐拥长江天险，他们都未能统一天下。最终完成统一的司马家族，依靠的是中原地区雄厚的人口与经济基础，以及曹魏政权数十年的积累。

诸葛亮曾在隆中对中提出“跨有荆益”的战略构想，这个计划建立在刘备集团能够同时控制荆州和益州的基础上。然而，荆州失守后，蜀汉实际上被困在四川盆地，面临着尴尬的境地。

蜀汉集团的复杂派系

刘备由于前半生的坎坷经历，入主益州后，蜀汉内部远非铁板一块。这个政权实际上是由三大派系组成的“联盟公司”，每个派系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代表人物。

刘备创业初期的元老派主要是以关羽、张飞、简雍为代表的涿州集团。这些人追随刘备二十余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逃亡，终于在蜀汉建国后得到了丰厚回报。关羽坐镇荆州，张飞屯兵阆中，简雍则常随刘备左右当高级顾问。但他们对益州本土士族的态度很明确：我们是打下江山的人，你们是被征服者。

《三国志》里记载了一个细节：益州名士刘巴从不与张飞交谈。为什么？因为张飞曾试图结交刘巴，结果刘巴直言“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怎能与兵子为语？”这种文化隔阂在元老派与益州士族间普遍存在。

赤壁之战后，大批荆襄士人投靠刘备，以诸葛亮、庞统、马良、蒋琬为代表，形成了荆襄派系。这批人学历高、能力强，很快在蜀汉政权中占据要职。

蜀汉建国时的核心管理层，基本上由这批“荆州空降兵”担任。诸葛亮任丞相，蒋琬主管文书，马良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他们与元老派关系微妙——一方面需要尊重元老们的资历，另一方面又掌握着实际行政权力。他们试图在益州搭建一套全新的管理体系，这必然会触动原有利益格局。

益州本土派系最为复杂，包括，东州士人：刘焉、刘璋时期从三辅地区迁入的官僚家族；益州士族：本地豪族如谯周、杜琼等。本地派系的心理落差最大，三个派系中，本地派系显然是位于最底层的。虽然，刘备取代刘璋后，为了稳定，提拔了一些益州士人（如秦宓、黄权），但蜀汉的核心权力始终掌握在外来集团手中。

最能体现这种矛盾的是谯周。他是益州本地大儒，诸葛亮任用时对他礼遇有加，但在蜀汉灭亡时，正是谯周力主投降。他私下对门生说：“外来政权终不长久，何必让百姓多受战乱之苦？”

逆天而行的北伐执念

从228年到234年，诸葛亮先后五次北伐。看起来蜀汉是三国中实力最为弱小的，坚持北伐，既有有平衡内部派系的考虑，也有希望通过北伐团结各派系的力量，否则不思进取早晚灭亡，这样的努力其实可以视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

元老派在刘备去世后势力大减，需要北伐重振军功集团声望；荆襄派希望通过北伐强化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而益州本土派最不支持北伐——战争消耗的是益州的钱粮，得到的却是外来集团的功勋。

诸葛亮对此心知肚明。他五次北伐期间，特别注意任用各派系人物：让益州出身的李严主管粮草，安排元老派将领魏延统兵，自己则坐镇中枢。但这种平衡术终究难以持久，李严最终因粮草问题被废，暴露了派系矛盾的尖锐性。

被塑造的孤忠

成都武侯祠有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幅对联点出了诸葛亮治蜀的得失——他善于攻心，却不完全“审势”。

诸葛亮被历史塑造成忠臣，虽然不真实但十分能戳中人的内心。这样的悲剧英雄魅力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十分契合儒家标榜的舍生取义。抛开道德牌坊的虚假，这种精神的确令人敬佩。但一定不是真实的，更多的是儒家浪漫的文学想象，越描就离真实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