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级委任他四个职务，被称为“四个第一”，他说：我个人并不想要

1967年，当冼恒汉把那句“我个人并不想要那‘四个第一’，但当时上级没有准许”写进回忆录时，估计不少人看了会觉得这老头在凡尔赛。

这就好比现在有人说“我真不想当首富，太痛苦了”一样，听着就让人想翻白眼。

但这事儿吧，你得看是谁说的，还得看是在什么年月说的。

对于这位1955年就扛着中将军衔的开国将军来说，那所谓的“四个第一”——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这要是搁在太平盛世，那就是光宗耀祖的顶配；可搁在1967年那会儿，这就是一张催命符。

谁也没想到，这泼天的富贵到了最后，竟然成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漫长刑期。

要把这事儿说清楚，咱得把日历往前翻，回到那个乱糟糟的1967年。

那时候地方上的党政机关基本都瘫痪了，老百姓也没心思干活，整天忙着搞运动。

中央一看这不行啊，再闹下去国家还要不要了？

于是大笔一挥，决定让军队介入，实行军管。

这在当时叫“支左”，说白了就是让当兵的去管老百姓的吃喝拉撒。

这一下子，各大军区的司令、政委们一夜之间都成了封疆大吏。

你看当时全国那几个大军区，福州的“韩大胆”韩先楚、沈阳的“陈胖子”陈锡联、南京的“许和尚”许世友，还有济南的杨得志，一个个都是战场上杀出来的虎将，手里既拿着枪杆子，又握着印把子。

这些人脾气火爆，干起地方工作来也是大刀阔斧。

可冼恒汉不一样，他是政工干部出身，心思细，顾虑多，在兰州这个位置上，那真是坐立难安。

那时候的权力就像一块烧红的烙铁，谁拿谁手疼，可谁也不敢扔。

说起冼恒汉和西北的缘分，那真是深得吓人。

从1936年红军长征到陕北开始，他就在这片黄土地上扎了根，这一待就是41年。

光是在兰州军区的高层领导岗位上，他就干了整整27年。

这种资历，放眼全军都没几个能比的。

按理说，人熟地熟是好事，随便去个县城都能叫出几个老战友的名字。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太熟悉反而成了累赘。

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来找你，哪个派系斗争都想拉你下水，你是管还是不管？

接手甘肃地方工作后，摆在冼恒汉面前的不是什么作战地图，而是甘肃那穷得叮当响的家底。

老百姓要吃饭，地里不出庄稼；工厂要生产，原料运不进来。

作为军人，他习惯的是下命令，底下人喊一声“是”就冲上去了；可当了省委第一书记，面对的是千头万绪的烂摊子，光是解决吃饭穿衣、减少逃荒人数这些事，就够他喝一壶的。

为了改命，他带着人拼命修水利、改土壤，恨不得把甘肃的地皮都翻一遍。

这里面最让他头疼的，还不是种地，而是那个烫手的山芋——兰州铁路局。

这单位按理说是铁道部的亲儿子，跟省里没啥直接关系。

可当时局势太乱，铁路运输堵得像早高峰的二环路，直接影响了全国的路网。

铁道部在那边干着急没办法，最后只能把这锅甩给甘肃省委，也就是甩给了冼恒汉。

冼恒汉当时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

这不仅是越权，更是往火坑里跳。

铁路系统内部派系林立，这头刚安抚好，那头又打起来了，再加上极左思潮一搅和，简直就是一团乱麻。

但他没辙，军令如山，硬着头皮也得接。

结果不出所料，因为对铁路那套复杂的系统玩不转，再加上很难掌控局面，他在处理铁路局的问题上没少栽跟头。

这也成了后来他倒台时，被人揪住不放的一条大辫子。

这就是命，越是想躲清静，越是被推到风口浪尖，最后还得背黑锅。

更让他难受的，是那种“想走走不了”的窒息感。

那时候流行“军政一肩挑”，冼恒汉一边要管地方上的破事，一边还得应付军区内部的复杂关系。

当时跟他搭档的是司令员韩先楚。

这俩人，一个是火爆脾气战将，敢说敢干；一个是谨慎政工干部，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两人在一块儿搭班子，时间长了难免磕磕碰碰，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尿不到一个壶里。

冼恒汉其实早就看透了，这官当得实在没意思。

他好几次给中央写报告，恳求免去他地方上的职务，甚至说把他调离兰州也行，哪怕去别的军区当个普通政委，只要别再管地方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行。

他是真的想回部队做个纯粹的军人。

可是不行啊，那时候西北乱，中央需要一根“定海神针”在那里镇场子。

上面觉得你资历老、威望高，这担子你不挑谁挑？

这种日子，他咬着牙熬了十年。

这十年里，他就像个走钢丝的杂技演员，手里拿着平衡木，底下是万丈深渊，还得时刻提防着不知道从哪飞来的暗箭。

既要抓战备防止苏修搞事，又要抓生产不让老百姓饿死，还得在政治运动的漩涡里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

直到1977年，天变了。

长期的矛盾终于集中爆发，曾经那些让他风光无限的“四个第一”，瞬间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冼恒汉被免去一切职务，这一摔，就再也没能爬起来。

现在回头看看，如果当初他只是个单纯的军区政委，凭他的战功和资历，晚年肯定能过得舒舒服服，哪至于落得这么个凄凉下场。

这哪是当官，分明是在还债，还得是一笔永远还不清的糊涂账。

历史这东西，从来没有如果。

冼恒汉的遭遇，说白了就是那个时代军人命运的一个缩影。

我们现在看书，觉得“四个第一”威风凛凛，那是权力的巅峰。

可对于身在其中的冼恒汉来说，那每一顶帽子都是紧箍咒，勒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在兰州干了27年，最后这主政的10年，哪怕有一天是舒心的，他也不至于在回忆录里写下那么辛酸的话。

他留下的，除了西北高原上那些还在使用的水利工程，更有一段关于军人被卷入政治漩涡后，那种身不由己、无力回天的沉重叹息。

一九九一年11月，冼恒汉在兰州病逝，终年80岁，直到死，他也没能完全等来他想要的那个说法。

参考资料：

冼恒汉，《冼恒汉回忆录》，党史资料出版社，2006年。

郭林祥，《郭林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

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甘肃党史人物》，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