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偷了五片猪肉给她：朝鲜之旅中最危险的善意

火车在深夜驶过鸭绿江，窗外是无边的黑暗，只有江水在月光下泛着苍白的粼光。我攥着口袋里那张皱巴巴的粮票——1993年的，印着“北京市粮票”，半市斤。这是父亲去世后，我在他旧军大衣里发现的。这次朝鲜之行，是我为他来的。他临终前昏迷中反复念叨：“平壤…大同江…青春啊…” 他曾是志愿军后代，一生向往那个父亲战斗过的地方。

平壤的清晨安静得像一幅褪色的油画。我们的巴士经过统一大街，偶尔有晨练的人排着整齐的队伍跑步，脚步落下时几乎没有声音。导游李英爱——一个约莫二十七八岁的朝鲜女子，穿着深蓝色套装，胸前别着领袖像章，用流利但带有独特节奏的中文介绍着：“左边是人民大学习堂，右边是即将完工的科学家大街……”

她的笑容标准得让人心疼。

第一天晚宴设在柳京饭店，餐桌上的丰盛让我们这些中国游客都暗自吃惊。铜碗里盛着参鸡汤，烤五花肉在铁板上滋滋作响，甚至有一整条糖醋鱼。我数了数，仅肉类就有五种。

“朝鲜同志们的饮食水平不错啊！”团里一位退休干部感叹道。

李英爱微笑着点头，眼神却飘向远处。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一个朝鲜服务员正小心翼翼地调整餐桌上的花束，她的手腕细得仿佛一折就断。

半夜，我因时差醒来，下楼想去大堂要杯水。却看见李英爱独自坐在昏暗的休息区，手里捧着个铝制饭盒，正小口小口吃着什么。她吃得太专注，没注意到我。我看清了——饭盒里是半盒白米饭，几根泡菜，没有一丝油星。

她突然抬起头，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她慌忙盖上饭盒，脸上迅速堆起职业笑容：“林小姐，您需要什么吗？”

“我…我想走走，睡不着。”

她犹豫了一下：“我陪您吧，外宾夜间单独外出不符合规定。”

我们沉默地走在酒店空旷的花园里。初秋的朝鲜已有寒意，她裹紧了单薄的外套。

“李导，你晚上就吃那个吗？”

她身体微微一僵：“那只是加餐，我晚餐吃得很饱。”

谎言像一层透明的薄膜，隔着我们。

第三天，我们参观一所模范幼儿园。孩子们表演着精心排练的歌舞，红扑扑的脸蛋上涂着腮红。表演结束后，他们排着队领取点心——每人半块饼干，一小杯豆浆。一个约四岁的小男孩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游客手中的矿泉水瓶，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我蹲下身，把未开封的巧克力威化递给他。小男孩眼睛亮了，刚要伸手，旁边的老师轻轻咳嗽一声。他的手停在半空，然后缓缓放下，朝我鞠了一躬，跑回了队伍。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三十多年前的自己——父亲带回一块上海奶油蛋糕，我盯着它看了整整一下午，直到晚上全家人才一起分了那不及巴掌大的一小块。

当晚，我做了件疯狂的事。

晚餐时，我趁人不注意，用保鲜袋装起了五片烤猪肉、一个馒头。我知道这很冒险，但那个小男孩的眼神烙在我心里。

深夜，我敲响了李英爱的房门。她开门时穿着褪色的居家服，看到我手中的袋子，脸色瞬间煞白。

“林小姐，你这是……”

“给孩子，”我声音发颤，“给今天那个小男孩。”

她像被烫到一样后退一步：“不行！绝对不行！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

“就说是你省下来的，没人知道。”

我们僵持在门口。最终，她叹了口气，接过袋子，手指触到尚有余温的猪肉时，轻轻颤抖了一下。

“他会挨打的，”她突然说，“如果被发现有外宾给的食物，他和他的家人都会受牵连。”

我愣住了，从未想过善意可能带来灾祸。

“那…那你吃了吧，”我语无伦次，“你太瘦了。”

李英爱看着我，眼中的防线在一点点崩塌。她忽然侧身：“进来吧。”

她的房间简陋得让人心碎：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桌上放着一张全家福——年轻的父母和两个女孩，背景是平壤的金日成广场。照片边缘已经磨损。

“那是我妹妹，”她指着照片中更瘦小的女孩，“去年生病走了。急性肺炎，但医院缺一种药。”

她说的很平静，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然后她打开我的袋子，看着那几片猪肉，眼泪突然大颗大颗落下。

“为什么？”她哽咽着，“为什么你们什么都有，我们却…”

她再也说不下去，双手捂着脸，瘦弱的肩膀剧烈抖动。那个白天里专业得体、对答如流的导游消失了，只剩下一个饥饿、悲伤、背负着整个国家重量的年轻女子。

我伸出手，又缩了回来。任何安慰在此刻都显得苍白可笑。

“对不起，”她终于平静下来，擦干眼泪，“我不该说这些。请您忘掉吧。”

“我忘不掉，”我说，“因为我见过同样的眼神。”

我给她讲父亲的故事：三年困难时期，他作为家里长子，每天把自己的口粮省下一半给弟弟妹妹。十五岁时，他得了浮肿病，腿上一按一个坑。奶奶用全家攒了三个月的粮票换了一斤猪肉，炖了汤，他却一口没喝，全分给了弟妹。

“他临终前一直念叨平壤，不是因为这里多美好，而是因为这里住着他青春时代的信仰——那种愿意为他人挨饿的信仰。”我的眼泪也滑下来，“可是英爱，人不能永远活在牺牲里。我父亲那代人挨饿，是为了让我们不挨饿。如果一代又一代永远在牺牲，那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李英爱呆呆地看着我，像在看一个天外来客。这些观念对她来说太危险，太离经叛道。

“你知道吗，”她轻声说，“我们接待外宾的饮食标准是中央定的。每顿饭要有多少肉、多少蛋，精确到克。如果我们吃不完，剩下的会严格登记，送回指定部门。有同事曾经偷藏了一小块鸡肉给生病的母亲，被发现了，调去了矿厂。”

她打开袋子，拿起一片已经冷掉的猪肉，看了很久，然后慢慢放进嘴里。她吃得很慢，仿佛在进行某种仪式。泪水再次滑落，混着油脂，在嘴角闪着光。

“这是我今年吃的第三口猪肉。”她笑着说，笑中带泪。

那一刻，我口袋里的粮票像一块烧红的炭，烫着我的心。

行程最后一天，参观金日成广场。巨大的铜像下，朝鲜民众排队献花，表情庄严。我站在人群中，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这里多像八十年代的天安门广场，多像我父亲珍藏的老照片里的中国。

离开前，李英爱在车站送我。她恢复了职业笑容，仿佛那晚的崩溃从未发生。

“林小姐，祝您一路平安。”

“英爱，”我握住她冰凉的手，迅速塞进一个东西——那张1993年的北京粮票，“留个纪念。”

她看了看，眼神复杂：“中国已经不用这个了吧？”

“不用了，”我摇头，“但我们不能忘记。”

火车开动了，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站台上。我靠在车窗边，打开日记本，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回到丹东，我去了父亲墓前，把那枚朝鲜旅行纪念章放在墓碑上。

“爸，我去了平壤，”我轻声说，“我看到了您信仰过的世界。那里的人还在为最基本的东西挣扎，就像您年轻时一样。我把您的粮票留在那里了，希望您不会怪我。”

粮票已经作古，但饥饿以各种形式存在。而人类最动人的故事，永远是关于如何带着尊严，走过一个又一个冬天，并坚信春天值得等待——不是为了某个宏大的诺言，而是为了一片冷掉的猪肉，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能够心安理得地吃进自己嘴里，不必感谢谁，不必愧疚，只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最基本、最应得的权利。

这是父亲那代人梦寐以求的明天。而我们，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