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盛世危机·绝非危言

本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晨曦纵横/2025年7月9日 09:22 福建

*《中国做对了什么》-第二部分【寻路】历史选择

【繁华宋朝的问题：和议外表下的危机】

宋朝通过和议维持边境和平的策略存在严重隐患。与唐朝相比，宋朝疆域大幅缩水，先后与辽、西夏、金达成五次和议。其中澶渊之盟（1005年）以兄弟相称，用岁币换取长期和平；庆历和议（1044年）建立名义君臣关系，通过互市维持稳定。但南宋对金的三次和议（绍兴、隆兴、嘉定）则充满屈辱，从称臣到叔侄、伯侄关系，不仅输送大量岁币，更以杀害岳飞等主战派为代价，严重损害国家尊严和军心民心。

宋朝军事积弱源于赵匡胤设计的"强干弱枝"制度：通过剥夺武将常备兵权防止政变，虽确保政权稳定，却导致军队战斗力低下。这种"以妥协换和平"的策略最终证明是失败的——对辽、西夏尚能维持表面平等，但对金的退让却招致更多索取。宋朝的教训表明，在丛林法则的国际环境中，单方面退让既不能保障安全，更无法赢得尊严。

【辽阔元朝的问题：马可·波罗笔下的危机】

马可·波罗描绘的"东方黄金国"背后，元朝实则面临严峻挑战：

1.社会制度倒退：蒙古贵族将农田强辟为牧场，导致宋代百年水利良田荒废；"驱口"（奴隶）在"人市"被公开买卖，半奴隶制社会形态使农业经济严重衰退。

2.军事扩张惨败：忽必烈时期对日本、安南（越南）、爪哇的多次远征均遭重创，海外威慑力荡然无存。

3.高压统治激变：税负远超宋代，引发中国史上最频繁的农民起义。据记载，仅忽必烈时期南方起义就从200处激增至400余处，最终红巾军攻陷上都宫阙，朱元璋建立明朝。

4.贸易文明断裂：始创"海禁政策"，四次关闭市舶司，严控丝绵等传统商品出口。民间贸易被扼杀，夜市与集会遭禁，宋朝商业活力彻底窒息，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

元朝以军事扩张建立庞大帝国，却因制度倒退、民生凋敝与贸易封锁，不足百年便崩溃，成为游牧文明统治农耕社会的失败范本。

【大明王朝的问题：郑和下西洋下的危机】大明王朝的盛世危局

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彰显着明朝的强盛国力，然而耀眼光芒下潜伏着深刻危机：

一、制度性腐败

朱元璋以《御制大诰》严惩贪腐，却催生更隐蔽的腐败网络。皇亲国戚奢靡无度，官吏变本加厉搜刮民脂。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层层叠设，宦官借机干政，形成"阉党乱政"的局面，举国笼罩在恐怖氛围中。

二、海洋战略的悖论

郑和船队耗费600万两白银的远航，实为国家垄断海外贸易的尝试。当朝廷终止下西洋后，巨额贸易利润转入私商之手。商贾集团勾结文官集团游说皇帝厉行海禁，导致国家税收流失与走私猖獗，最终演化为"倭寇之乱"。戚继光等将领浴血剿倭时，朝廷始终未能洞察海禁政策才是祸乱根源。

三、思想牢笼的铸造

八股取士制度将科举禁锢于四书五经，考生不得抒发己见。活字印刷术本可推动知识革命，却被统治阶级用于强化思想控制。相较欧洲印刷术催生文艺复兴，明朝的知识传播反而导致社会思想僵化。程朱理学通过科举制度，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保守的思想环境。

四、自我毁灭的党争

与历代政争不同，明朝党争（尤以东林党与阉党为甚）已突破底线。各派为斗争而斗争，将派系利益置于国家存亡之上。当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党争集团仍在相互倾轧，致使救国良机尽失。

五、全球化浪潮中的迷失

当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时，明朝实行了史上最严苛的海禁政策：禁止出海凭证繁琐如"船引制"，违者"枭首示众"。丝绸、铁器等传统出口商品被禁，市舶司四度关闭。沿海居民"失其生理，转而为寇"，最终演化为嘉靖年间肆虐十省的倭患。

六、历史定位的反思

明朝疆域曾达997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亿，科技文化成就斐然（《永乐大典》《天工开物》等巨著问世）。但严密的专制体系扼杀了社会活力：思想禁锢使创新停滞，海禁政策阻断贸易动脉，腐败与党争侵蚀统治根基。当西方通过地理大发现积蓄力量时，明朝却在自我封闭中耗尽元气，最终被内部起义与关外铁骑共同埋葬。郑和的宝船终成绝响，昭示着一个固步自封的帝国，注定在全球化浪潮中沉沦。

【鼎盛清代的问题：康乾盛世下的危机】康乾盛世的制度性困境

当乾隆皇帝沉醉于“十全武功”时，西方世界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革。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799年乾隆驾崩的155年间，中国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统一，却与工业革命浪潮擦肩而过。这段“盛世”背后，潜伏着三重深刻危机。

一、东西方发展的时间差

1644年清廷定鼎北京时，英国议会军正击溃王权；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同年，英国颁布《权利法案》；乾隆统一新疆的1757年，英国确立印度殖民霸权；当《四库全书》成书（1782年），美国宪法已开始实施；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带来工业革命成果时，乾隆仍视其为“奇技淫巧”。这段平行时空里，西方通过制度创新（君主立宪、三权分立）和科技创新（蒸汽机、纺织机械）完成蜕变，而清朝却在传统集权道路上走向巅峰。

二、人口爆炸的生存困境

清朝人口呈现灾难性增长：从康熙晚年的1.4亿暴涨至道光年间的4.1亿，占当时全球人口三分之一。在农业技术停滞的背景下，人均粮食占有量断崖式下跌：

1.晚明时期：2002斤/人

2.清朝前期：1085斤/人

3.晚清时期：700斤/人

粮食危机导致民生急剧恶化。18世纪英国农场雇工日常饮食包含牛奶、奶酪、鲜肉，而同时期中国农民“吃糠咽菜成为常态”（张宏杰《饥饿的盛世》）。英国农户年盈余11英镑（约44两白银），中国中等农户年收入32两却需支出35两，生存线下的挣扎催生了“卖儿鬻女”的普遍现象。

三、制度完美的致命缺陷

清朝将中央集权制度推向极致：

1.财政改革：实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实现百年财政盈余

2.民族治理：通过盟旗制度解决千年游牧边患，奠定现代中国版图

3.法典完善：《大清律例》构建严密统治体系

但这种制度优势本质是传统农业文明的最后闪光。当西方通过殖民扩张积累原始资本时，清朝却实行广州单口通商（1757年）；当英国东印度公司推进鸦片贸易战略（1773年），清廷仍沉迷于天朝上国迷梦。郭建龙在《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中指出：“清代达到集权模式的最高峰，却被代议制宪政抛在身后。”

四、盛世表象下的精神阉割

康乾盛世创造了惊人的政治稳定，代价却是民族精神的全面禁锢：

1.思想控制：文字狱案件数量远超历代，康熙朝20起，雍正朝25起，乾隆朝激增至135起。

2.技术压制：拒绝推广西方科技成果，马戛尔尼带来的天体仪、榴弹炮被封存。

3.社会禁锢：严禁民间结社、限制书院讲学，知识分子埋首考据之学。

当法国颁布《人权宣言》（1789年）时，清廷正在镇压青海回民起义；当华盛顿奠定美国政体（1787年），乾隆却在强化“奴才”称谓制度。这种精神层面的自我封闭，使中国错失最后一次自主转型的历史机遇。

五、历史转折点的警示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成为两种文明碰撞的象征性场景：英国使臣献上蒸汽机模型、战舰图纸和地球仪，乾隆却回赠玉石雕刻的农具模型。这个细节预示了未来百年中西方的力量对比——当工业文明遭遇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技术代差已形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康乾盛世本质是传统制度的完美谢幕。它解决了历代王朝的治理难题，却无力应对工业革命的降维打击。当1834年英国议会废除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时，清朝人口突破4亿大关，人均粮食占有量降至汉代水平。这个用制度精妙维持的巨型农业社会，终将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显露出致命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