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教授刘东：我们正处在一个“空前塌缩”的时代

过去未去，未来已来

——“麻省理工通识课”丛书总序

文 | 刘东

来源 | 浙江人民出版社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起，我们突然充满惊悸地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一个“空前塌缩”的时代了。这种黑洞一般的“塌缩”意味着：如果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当下的全球化浪潮已经造成了，不光是把“地球村”挤压成了一整个场域，还把这个场域压榨或全息进了任一个节点；如果再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则更是在一方面尚留在传统的记忆中，简直不舍得从过去的残梦中醒过来，而在另一方面，却又被强推进了黑漆漆的、不确定的未来，由此也就更加生出了“今夕何夕”的疑问，而这也就是我在标题里写下的“过去未去，未来已来”。

在这种不知是福是祸的变异中，正如我前不久在“社会中的科学”丛书（待出版）总序中讲的：

在变异得如此令人目眩的现代生活中，如果只从中举出一个最大的变量来，那就要首推“现代科学”这个因子了。

而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也：

很赞成去开辟“科学人类学”的新方向，而撇开对于原始思维的过时怀旧，既然“科学”已无处不在地渗入了‘人类’的生活，乃至难以抵挡地转化了“人类”的生活；甚至于，在这个有关我们自身的“类概念”中，也已层层累积了由“科技”迭代所带来的变化，且不说，这样的日新月异还是不知所终的，鬼知道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就因为这样，让人不禁为之目眩的是，于今再来回顾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我竟觉得连一次都“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了。

从一个侧面来说，在这种前思后虑、五心不定的时刻，如果选择悲观地看待这一切，那在立场上就很接近后期的海德格尔——认定了这种与“古代技术”不同的“现代技术”，必会作为强制性的“解蔽方式”而导致“存在的遗忘”，从而诱使人们沉迷于技术控制之中，从根本上遗忘对于本真意义的追问。而与此同时，如果再从斯蒂格勒的角度来看——他那本《技术与时间》显然是脱生于《存在与时间》的——则会既以爱比米修斯的隐喻来揭示人类的先天不足，又以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来凸显人类对于“代具”的依赖，从而暴露出他们因为“代际差异”而导致的“存在异化”。不管怎么说，在如此层层叠加、不知所终的危局中，只要有一次“稍有不慎”而“满盘皆输”，也就会是“晚期智人”时代的彻底终结了。

可话又要说回来，在这个技术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如果转而选择乐观地看待这一切，自然又要回想起卡尔·马克思来，尤其是他更有想象力的早期。事实上，从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再到他的《哥达纲领批判》，都是在憧憬物质极大丰富乃至“自动涌流”的历史时刻，而惟其如此，经济生活在人类社会中才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人类才真正有可能从“异化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甚至于，人类也才可能不再被牵着物质欲望的“牛鼻绳”，或不再是被历史唯物主义所定义的、并不自由的人。由此可见，如果在马克思朝向不断“技术进步”的畅想中，人类正是要基于这种推力来告别自身的“史前时代”，那么至少是在这位德国学者看来，我们当下也可能正是站在走向“属人时代”的路口。

可以理解的是，无论是作为一种可怕的毁灭力量，还是作为一种可欲的建设力量，这种借着“技术进步”喷涌出的巨大力量，与其说都是从“人类潜能”中释放出来的，倒不如说是在“主客之际”中击打或碰撞出来的。而且，这种主客之间的深度交融与相互激发，正是马克思当年心心念念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此外，也正是鉴于这样的主客交融，布鲁诺·拉图尔才通过他的“对称性人类学”，定义了作为一种混合实体的“准客体”，它既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现象，也不属于单纯的社会建构，而毋宁是“自然-文化”之间的杂交物。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当今的科学家才要把刻下的最新地质时代，干脆命名为沉积了人类活动的“人类世”，既然在这颗行星的地表已到处布满人化的痕迹。

综上所述，一方面当然可以说，其实在创榛辟莽的文明进程中，我们都一直在等待着眼下的历史时刻，可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说，一旦有幸等到了真有可能身临其境，我们又不免在这重大关口之前心跳加速。虽说按本心来讲，当然应表现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可是，任何人一旦面对这种充满危险的转捩点，也难保不会掌心冒汗、紧张失机。毕竟，再迈出任何一步都可能意味着“失足”，而脚下又恰恰是深不见底、粉身碎骨的悬崖。既然如此，《诗经·小雅》中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正好可以用来状摹我们此刻的心态，而《论语·泰伯》中对这段经典的诵念，即“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也正好可以用来表达我们至深的忧患。

还不得不看到，科学与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如今反而成了国家竞争的可怕武器，而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发展反而可能成为人类坠落的触媒。在这种逼仄促狭的心理中，人们已经很少再为科学的哪项具体进展而从全人类的角度普遍地感到庆幸与震撼，正好相反，他们马上想要去追问的倒反而在于，那成果到底是由哪个国家率先发明出来的，而且，只要那个进步并非出于自己的民族国家，他们更可能的就只是投以愤恨或嘲讽，因为那很可能就会对自己的生存构成威胁。事实上，我为“西方日本研究丛书”所挑选的《帝国的科学》，就是在凸显着人类在这方面的狭隘性。由于这种急功近利的“科学民族主义”，日本认识到科技已成了国家生存的紧迫条件，而那些表面上高雅超脱的实验室，实则早已被迫沦为并无硝烟的“动态战场”。此外，我为“社会思想丛书”挑选的《美国科学的悲剧》，也同样揭示了科学技术如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便已被资本与军工的利己私利所绑架，从而反倒构成了当今最大的反人类力量，也就是说，构成了一种本被我们催生出来的、却有可能转而毁灭我们自己的异化力量。

我们从上述危如累卵的情势中，自然要低首下心、痛心疾首地检讨，人类的历史竟是如此之短浅，而人类的心智也是如此不成熟。这样一来，也越发凸显出了“文理二分”的危险性，因为只要我们的心智还是判然二分的，整个的“世界图景”也就只能是断然分裂的。由此一来，既然我们已从身边的危殆局面中体认到，一旦盲目的自然科学又结合于可怕的意识形态，就可能因为大为走偏而成为毁灭性的力量，那么在一个方面，我们就不可以只有发达的自然科学，却没有同等发达的人文学术与社会科学，而在另一个方面，我们就更不可以坐视这种可悲的“精神分裂”，即在一部分人的心中只有自然科学，而在另一部分人的心中又只有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

事实上，按照马克思早期的经典论述，也正是这种把人类贬低为“亚人”的分工，才造成了在他看来是万恶之源的“异化劳动”。我们既已深陷在这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下，当然就更需要尽量广博的普泛通识，更需要相互启迪的科技整合，更需要趋于整一的文理对话。换个角度来看，也正因为科技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大变量，反而就更要求文科学术有力地向它赋能，从而重新向整个生活世界赋予价值与意义。如果能够更加开阔地看，其实无论是乐观的马克思，还是悲观的海德格尔，都在向因变异而失序的生活重赋意义，因为这正是哲学家们最称“独擅”的“胜场”。当然也正因此，努力为新的“世界图景”去构想新的“统一场论”，也正是我们这代人文学者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凡此种种，如果套用歌德的著名句式就是：如果你想让自己眼帘里布满黑暗，那么就来注视当今的科学技术吧；如果你想让自己两眼都充满光明，那么也来盯紧当今的科学技术吧！

我们在这里推出的“麻省理工通识课”丛书，原名为The MIT Press Essential Knowledge series，也就是说，它收纳的主要是科学技术的“必备知识”，当然也间杂一些人文社科的“基础知识”。不过，由于大洋两岸在发展上的时间差，又由于我们这边的急起直追，这中间的一些较早的选题，业已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要件，而一些较新的选题，直到我们把它翻译出来，对我们来说，都还比较陌生，乃至不明就里。可无论如何，不管是想要借此去“温故”还是“知新”，或者说，不管是想要对于已在运用的东西，去“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还是想要对于即将到来的“未来”，去获得一架本着基本学理的“望远镜”，这里介绍的知识都将是成为“现代人”的入门门槛，或者说，是不至于落伍为“科技文盲”或“社科白丁”的必备教科书。尤其是，尽管已经很久没有在出版物上，用黑体标示出“干部必读”的字样了，可我在这里还是想要着重地指出，只要还想去有效引领当今的现代化事业，这些书就一定是那些领军人物的“必读”，不管他们是“学术精英”，还是“社会骨干”。

最后还要再总结地说，即使我们当下立足的这一叶扁舟，已经如白居易在《初入峡有感》中所形容的，是“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岸间，阔狭容一苇”，我们总还是要临危不惧、胆大心细，以便尽量既不去随波逐流，又能当断则断。一方面，既然是“过去”到今天仍然“未去”，我们就索性尽力去把它激活，因为传统毕竟还是有价值的，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属于我们需要秉持的价值观念，并且，也正因为有了坚守的价值理性，才能支撑我们面对技术进步时的抉择。而另一方面，既然“未来”在今天居然“已来”，我们就要把这种仍具有“开放性”的东西，尽量地拉到自己借以立足的地面上，使之与我们的文化根基进行有机的嫁接。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在“对称性”的主客交融中，去重新创造出一种“准客体”与“准主体”，从而再次获得一种可以满意的“人化自然”；与此同时，也同样是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既“有限悲观”、又“有限乐观”地展望，虽说已经站立在危险的十字路口了，可毕竟“柳暗花明”的出路还是在自己的脚下！

2025年8月31日

于成都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