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贬核聚变，中国千亿投资背后的战略布局

当全球科技巨头马斯克公开质疑可控核聚变研究的价值，将其视为“愚蠢”之举时，中国却在同一领域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速度持续加码。

近期，国际舆论场出现了质疑核聚变实用性的声音，甚至有观点将其称为“最大骗局”。这种杂音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恰恰印证了中国在该赛道上的突飞猛进，已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乃至焦虑。

美国《纽约时报》近期一篇报道中描述：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赢得这场能源竞赛。中国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取得的进展，其速度之快令国际同行侧目。

在西南绵阳，一座大型激光点火核聚变设施在短短一年半内拔地而起，而完成类似规模的工程，西方同行曾耗时近二十年。这仅仅是冰山一角，更宏大的新设施已在规划之中。

在东部合肥，中国科学院的“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已成功实现了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超过1000秒的里程碑式成就，其温度超过太阳核心近6倍。

短短二十年间，中国从该领域的边缘参与者，迅速成长为不可忽视的引领力量。这种“中国速度”的背后，是截然不同的国家战略与执行模式。

中美在核聚变发展路径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逻辑差异。以美国为例，其前沿探索很大程度上由私人资本驱动，如比尔·盖茨、贝索斯等投资的初创公司。

这种模式富有创新活力，却天然缺乏战略耐性。资本追求回报周期，而可控核聚变是一项可能需要数十年持续投入、短期内难以见到商业利润的“马拉松”。

中国的决策逻辑则着眼于“百年国运”。它不仅仅是一项科研任务，更被视为保障国家未来能源安全、支撑产业升级乃至重塑全球竞争力的核心战略。

考虑到中国在传统能源领域面临的“马六甲困局”及铀资源相对贫乏的现实，核聚变所需的燃料（氘、氚）可直接从海水中提取，近乎无限，这为中国实现彻底的能源自主提供了唯一可能。

因此，中国的核聚变研究形成了由如中核集团、中科院等国家队、国有资本与市场力量协同推进的“举国体制”优势，能够不计短期盈亏，进行长期、稳定的巨大投入。

面对可控核聚变这一世界级难题，中国采取了一种让外界“看不懂”的策略：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进行“饱和式”研发。

在合肥，依托EAST装置深耕磁约束托卡马克路线；在绵阳，神光系列装置主攻激光惯性约束聚变路线；在上海等地，还有民营企业在探索不同的创新技术路径。

这种全面布局、多路并进的模式，确保了无论哪条技术路线最终取得突破，中国都能占据领先地位。相比之下，美国能源部却在近期取消了原定于2040年代建造核聚变试验电站的计划，凸显了其在长期战略投入上的摇摆。

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商业化，其意义远不止于“电费降价”这般简单。它的核心革命性在于：将能源从“资源属性”转变为“制造属性”。

过去几个世纪，地缘政治的核心议题之一是争夺埋藏在地下的化石能源。而核聚变的成功，意味着能源供给将不再受制于自然矿藏分布，转而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工业制造与科技创新能力。

一升海水中的聚变潜能相当于数百升汽油，谁率先掌握从海水中大规模、经济地“制造”能源的技术，谁就将重塑全球能源格局与工业体系。

对于已是“全球第一工业大国”的中国而言，这无疑是量身定制的历史性机遇。无限且廉价的清洁能源，将彻底颠覆高耗能产业的成本结构，催生难以想象的新产业形态。

它甚至能支撑起改造自然的宏大工程，或为深空探索提供近乎无限的动力。华盛顿一家智库的评论点明了要害：这场竞赛的赢家，将为本世纪余下的时间奠定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