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明代，物价水平高还是低？

物价水平事关每一个百姓的生活，那么明代的物价水平如何呢？

01

在正常的年月，物价水平并不高。

县令沈榜在北京附近到任县令，他著有《宛署杂记》一书，其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一些经济作物的价格，例如民众日常所用之食物诸如:

荠菜 4 斤，价格 1.2 两； 生菜2斤，价格 0.05 两；猪1头，价格 1.2 两；鲤鱼 1 条12.8斤，0.3两；鸡 3 只，价格 0.3 两；樱桃 2.8 斤，价格 0.125 两。

从中可以看出，北方除了蔬菜有些贵以外，其他的物资价格尚可接受。

荠菜四斤，价一两二钱；生菜二斤，价五钱；鲤鱼一十二斤八两，价三钱。彘猪一口，价一两二钱;鸡三只，价三钱；樱桃二斤八两，价一钱二分五厘。

就算在边疆地区，物价也并不高。

比如辽东定辽后卫经历司在万历六年八月的报告中，有大量的物价记载，比如在二十四日，赏守河木的夷人50名，共消耗了酒25壶，用银2钱5分；肉25斤，用银3钱，每斤肉1.2分；小米2斗5升，用银1钱，小米每斗4分；盐10斤，价银4分；合计银6钱9分。

从中可以看出每壶酒为1分，肉每斤1.2分，小米每斗4分，盐每斤4厘。

陈舜在回忆万历末到天启年间时说，那个时候物价真的是很低，一斗米的价格不到20钱，一斤肉只要六、七文，而且税赋也很少，田地一年两熟，即便是穷人也能度日。

时丁升平，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鱼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荖十束钱一文，斤肉、只鸭钱六七文，斗盐钱三文，百般平易。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石米岁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 ——陈舜《乱离见闻录》

02

这里说了粮食的价格，那么农民一年能收入多少粮食呢？因为这样就可以算出一户农民的年收入了。

何良俊对此曾经有记载。

他以东西两乡的土地为例。

西乡的田地势低平，水很容易车灌，一对夫妻能种25五亩地，勤劳些的能种到30亩。而且土壤肥、收成多，先不说每亩能收3石的田，只说那些收2.5石的，一年也能得米七、八十石。所以那里的每亩田租收到一石六七斗。

东乡却不同：田在高处，岸边陡峭，水车只能直上直下，几乎像从井里打水一样；水稍微跟不上，禾苗就都枯死了。一遇旱年，整夜都是车水的声音，夫妻二人拼命种田，最多也只能种5亩。要是碰上好年成，每亩收1.5斗，所以田租多的只收8斗，少的甚至只收黄豆四、五斗。

这里的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作，交完租之后，剩下的粮食连两三个月的口粮都不够，只能盼望来年麦熟，好作为继续种田的本钱。到了夏天，只能喝粗麦粥度日。日日夜夜踩水车，脚底都磨穿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土地的租金往往占到收成的53%到68%之间。如果没有自己的土地，农民其实很难过上好日子。

夫东西两乡，不但土有肥瘠，西乡田低水平，易于车戽，夫妻二人可种二十五亩，稍勤者可至三十亩。且土肥获多，每亩收三石者不论，只说收二石五斗，每岁可得米七八十石矣。故取租有一石六七斗者。东乡田高岸陡，车皆直竖，无异于汲水，稍不到，苗尽槁死，每遇早岁，车声彻夜不休，夫妻二人极力耕种，止可五亩。若年岁丰熟，每亩收一石五斗，故取租多者八斗，少者只黄豆四五斗耳。农夫终岁勤动，还租之后，不毂二三月饭米。即望来岁麦熟，以为种田资本”。至夏中只吃粗麦粥。日夜车水，足底皆穿。 ——何良俊《四友斋业书》

那如果一个农民自己没有田，他给富户当佃农，他的收入又是多少呢？

在《补农书》中，记载了沈家雇佣的一个佃农每年需要支付大约12两，其中工钱3两，6两5钱为贴补饭钱（可买5.5石米），1两2钱为柴酒钱，1两为路费，最后还有3钱用以置办劳作所需的工具器物。

这样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03

那物价的转变以及生活水平的转变，是在什么时候呢？

在广东地区，由于少有战乱，人们安居乐业，物价一直维持在一个非常低的区间。何良俊记载说，明朝的百姓的生活都是不错的，百姓安居乐业，官府也不扰民。在嘉靖四十五年以后，由于加派，老百姓的日子就开始有变化了。

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嘉靖）四十五年以来，赋税日增，繇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 ——何良俊《四友斋业书》

崇祯元年开始，陕西大旱，民不聊生，物价疯涨，一斗米卖到五、六钱的天价。这样的价格，实际上是有价无市，饿死者不计其数。吴牲在《柴庵疏集》中记载，仅仅榆林一地就饿死6000多人。

北饥荒至极，斗米五六钱，或有钱而无米可籴，或有米而无钱可买，饿莩相望，惨不忍言。榆林一月之内，死者六千馀人，此流民之图所不载，而贾生之涕无从挥者。 ——吴牲《柴庵疏集》

根据吴应箕在《留都见闻录》中的记载，崇祯十三、十四、十五年（1640-1642），更是遇到了明代近300年来的最大灾荒，米每石升至３.6两银子。在南京——这座明朝最富裕的城市，居民之前大多都是吃米，而荞麦、大麦是不吃的，然至此时，荞麦、大麦亦已升至每石值钱5000文。即使如此高的粮价，若与山东、河南斗粟值钱１万文相比，相对仍然是极其便宜的。

在陕西博物馆中的《感时伤见碑》中，其中记载了崇祯十三、四年的物价水平，其中清楚的可以看到，稻米每石的价格高达2.3两。

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一斗二两一钱；大麦一斗一两四钱；荞麦一斗九钱；寇豆一斗一两八钱；麦子一斗五钱；谷糠一斗一钱；柿果一斗一钱五分；核枣一升一钱；盐一升银九分；清油一斤一钱六分；猪肉一斤一钱八分；红白萝蒲一斤一分；棉花一斤三钱二分；麻一斤一钱；梭布一尺五分。

李自成是崇祯十二年从商洛山中出来，再次举起义旗。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组织起了一支百万大军。这种扩军速度，放之整个中国古代史，也无人能出其右。

因为他崇祯十三年（1640年）攻下洛阳，杀了福王，开仓放粮，赈济饥民。

当时身在义军中的读书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中记载到，整个中原大地都为之震动，上百万的饥民扛着李自成的旗帜，前往洛阳加入义军队伍。

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所以粮食，是李自成能够势大的一个核心因素。

04

综上可见。

明代前期至中期物价低廉、民生安定，百姓“斗米钱未二十”，生活尚可。但土地兼并严重，佃农交租后所剩无几，生计艰难。嘉靖末年起赋役加重，民不堪命；至崇祯年间，天灾人祸叠加，粮价飞涨数十倍，饥民遍野，有价无市。正是这极端的物价崩溃与生存危机，催生了李自成百万义军，最终撼动大明根基——温饱是秩序的基石，一旦崩塌，王朝亦难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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