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蒋介石为靠山，和蒋经国争权，幼稚的康泽，如何把自己"作死"？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有一次当人们讨论康泽究竟属于国民党政权哪一派系的时候，康泽回答说：“我非军统，亦非中统，如果硬要说我是哪个统的话，那就叫康统吧！”

在自嘲的口吻下掩藏着极大的自负，自认为是国民党内自成一统的派系领袖。

1、抓军权的失败

在复兴社时代，康泽凭借其掌握的中央军校特训班和军委会别动总队两个机构，形成了自己的文武班底；并建立了“西南青年社”的组织，在复兴社内独树一帜，自行发展，其人脉关系“偏重于地域性(川滇黔)”。

抗战开始后，复兴社解散，成立三青团，康泽成为三青团的“组织重心”。他又凭借中央团部组织处长的职务，充分利用原有的复兴社和军校特训班的关系，在三青团内形成了一个颇为庞大的派系，人称“康泽系”。

康泽的心腹，遍布于三青团的各级组织。在中央团部，有汤如炎、涂公遂、袁永馥、李荷、杨平章、陈敦正、肖先荫、万子霖、黄炳阳、冯慕鹄等人；在地方团部则有：（重庆）陈介生、陈开国、罗才荣、张其学，(四川) 任觉五、李天民，（甘肃）寇永吉、张开选，（湖南）刘业昭、周天贤，（湖北)郎维汉、涂少梅，（江西）彭朝钰，（浙江）陈苍正，（安徽)孟民希、徐君佩，（广西）方采芹，（河北）张兴周，（山西）陈鲁仲，(第三战区)倪志操、张超等。其在团内影响之大，无人能望其项背。所以当时就有人讽刺说：康泽将三青团办成了“康家团”。

但抗战时期的康泽系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始终未能掌握军事力量。

和民国时代许多军人出身的政治人物一样，康泽也深知武装的重要，视枪杆子如命根子，一直想建立一支由自己控制的部队。抗战前康泽曾担任军委会别动队总队长，这支在剿共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特种警察部队，曾经扩展到七个大队，它是康泽多年的心血，也是其在武装方面仅有的一点本钱。

抗战爆发后，康泽曾被任命为九江警备司令，他表示准备战死沙场，成为“民族英雄”，但最后并未就任。其所属别动总队也分别调往华北、华东前线，参加抗战，但战绩不佳，纷纷败退下来。康泽还以别动总队的名义，在各战区和敌后委派了若干游击支队司令，以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日军，同时限制中共的发展。但由于敌后环境恶劣，再加上自身的各种弱点，这些游击支队未能坚持下来，大都自生自灭了。很显然，别动队难以适应抗日战争的条件，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其人员规模和活动范围都处于不断萎缩之中。1938年5月，康泽奉命解除别动队总队长一职，由其亲信刘伯龙继任。

康泽承认：

“从1933年10月别动队成立时起，到此时，我任总队长计有四年半的时间，蒋介石不叫我再负这个责任，我确有患失的心理。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只好服从命令，不能做任何表示。”

武汉失守前后，刘伯龙指挥的别动队划归第六战区系列。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对刘伯龙和别动队表示不满，准备将其与别的队合并，编为一个独立旅。康泽认为这是陈诚企图取消和吞并别动队，他“当时听到这项消息，颇为焦虑”。

为了挽救别动队，他寻找机会向蒋介石反映“别动队的人员很多，这样是编不了的”，并提出“现在对别动队的使用有三种办法：1.照委员长以前的指示，作为游击基干，全部使用于敌后：2.把它改编为‘警卫军’，用以巩固大后方；3.照现在军委会的决定合编，请择一决定”。

康泽个人认为第二种办法比较妥当，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同意改编别动队为警卫军。康泽“当时心中颇为快慰，并以为这个警卫军的军长，可能是由我担任”。然而事与愿违，蒋随后指示警卫军“暂时不成立”，使康泽极为懊丧。

1939年3月，别动队在重庆附近集中，改编为两个师，以刘伯龙担任新28师师长，马维骥担任新29师师长，负责重庆卫戍勤务。从此，别动队的名义就不复存在了。1941年冬，这两个师被调往滇缅边境作战，因战斗失利，刘伯龙和马维骥受到撤职处分，部队则被改编。

别动队的最后一部分即原第四大队，奉命改编为军法执行总监部的执法大队，由康泽亲信毛嘉谋担任总队长，总队部驻重庆，下辖四个大队，分派到各战区担任执法任务。

前述警卫军计划搁置后，康泽并未死心，又与其亲信草拟筹建“近卫军”计划，呈报蒋介石。同时，康泽让毛嘉谋出任三青团重庆支团筹备处主任，组织了一支规模庞大的队伍——重庆青年服务总队，人数达到2万多人，由毛嘉谋兼任总队长。

康泽的如意算盘是：重庆青年服务总队平时加强训练，在市区从事战时服务，以扩大三青团的声势；一旦“近卫军”计划批准，即以执法大队和重庆青年服务总队作基础，扩编成军。然而，“近卫军”计划最终还是被取消了，重庆青年服务总队也随之而结束，康泽的设想又落了空。

至于毛嘉谋所辖执法大队的结局，据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记载：

“本部执法总队长毛嘉谋，假借职权，营私舞弊，并纵容部下诈索贿赂，屡戒不悛，无可再忍，乃将其免职讯究。该队本系由别动队改组而成，兵员素质异常恶劣，又以康泽在后事事为之回护，对于部令向不甚重视。”

毛嘉谋被撤职后，执法总队亦被解散，原别动总队宣告彻底结束。康泽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2、拥蒋去康的政治盘算

在抗战中后期，康泽虽然身居三青团要职，但因四面树敌，受到种种限制，难以发展，其众多亲信更是无从安排，他对时局感到苦闷，觉得没有出路。康泽不禁怀念起复兴社时代，那时候他大权在握，言出法随，令行禁止，无限威风。

三青团一全大会之后，蒋经国进入中央团部，受到胡轨、李惟果、郑彦棻、倪文亚等人的拥戴追捧，并在蒋介石、张治中的支持下，全力排挤康泽势力。蒋经国还出任中央干校教育长，开始大规模地培养自己的亲信。据说当时胡轨曾上书团长蒋介石，提出“团要革新”的主张，蒙蒋首肯，胡轨本人也因此而受到重用。

可见，所谓“团要革新”的口号，在当时正是为了拥蒋（经国）去康作舆论准备。

按照历来“行新政，用新人”的惯例，康泽这批“旧人”很快就要被蒋经国这些“新人”所取代。康泽在与亲信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曾分析了蒋经国崛起的背景，他认为蒋调任中央干校教育长是出自张治中的推荐。但其亲信都认为蒋介石早有此意，张治中善于察言观色，只不过来一个顺水推舟而已。

康泽说：“步日（胡轨号）是复兴社的老同志，与我先在黄埔、后在苏联同学。他有组织力，曾向团长上书，条陈所事，深得嘉许，团长曾嘱蒋经国以师礼待之。又步日来组织处作副处长，对我是有帮助的。但从决定青干校人事来看，胡已为蒋经国所用。”康泽讲这些话时，感慨万千。

从康泽上述谈话可以看出，他此时对蒋介石尚存幻想，认为自己对蒋一贯忠心耿耿，多年来为其冲锋陷阵，蒋不会为了培养其子而抛弃他，扶植蒋经国只是张治中等人排挤他的手段。康泽性格倔强，自然不可能承认失败，他还要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拼搏。

机会很快出现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开始之后，蒋介石任命康泽为全国征委会主任秘书，作为推动该项运动的中心，并亲自召见康泽，鼓励他说：“你要好好的去尽力，这是青年团的表现机会。”康泽感到这是蒋介石对他非常信任的表示，遂尽心尽力地去做。

征集青年军的计划，也正符合康泽长期以来企图掌握军权的图谋。现在他认为时机成熟，所以奔走策划，格外卖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已经考虑到青年军干部的选拔问题，会议提出：“其人选条件，以对党有历史，而能了解青年心理，并为青年所信仰者为适宜。”

由谁来掌握即将成立的青年军，成为各派势力暗中争夺的核心。康泽在与其亲信私下谈话时，也曾对此问题有所揣测。当其亲信问到蒋介石公开指定蒋经国、蒋纬国从军，是否会把青年军的领导权交给两人时，康泽认为蒋经国不懂军事，又不是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成员；蒋纬国虽在德国机械化学校毕业，还是胡宗南部第一师的上尉连长，但资历很浅，到青年军大不了当个少校营长。

康泽表示：“青年军应该是由擅长军事，又懂政治和具有组织才能的人来领导为宜，目前正由何总长（指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签拟中。”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充分流露他将出而领导青年军的野心。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完全出乎康泽的意料。陈诚取代何应钦成为军政部长，陈诚嫡系罗卓英担任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蒋经国出任青年军政治部主任，青年军的干部职务为陈诚系和蒋经国系所瓜分，没有给康泽留下任何空缺。

康泽曾推荐其别动队亲信王功亮、韩文焕担任青年军的师长，但毫无结果，他很快意识到青年军的师长，只有陈诚和胡宗南才能保举，对此他极为反感。康泽为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出了大力，然而只有耕耘，没有收获，完全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的设想和期望最终都成了泡影。

此时康泽在政治上已处于绝境：他在三青团和青年军的地位已被蒋经国所取代，在军事方面发展的空间则为陈诚所封闭，而向党内发展的企图更为CC派所不容。

最为致命的是，由于与蒋经国的矛盾以及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的表现，康泽已经失去了蒋介石的欢心和信任。在多种原因的作用下，此时蒋介石对康泽的态度，已由以前的赏识变为反感，甚至厌恶！

3、无奈的辞职

最后摊牌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1945年5、6月间，书记长张治中约见康泽，就团务工作交换意见，谈话气氛十分严肃。

最后张对康说：“我为三青团谋，决不下于你为三青团谋，你能和君山（贺衷寒字）、经国合作么？如果你和他们一个也不能合作，三青团的事情，你一个人能做得好么？”

言下之意非常明确，就是说由于康泽的独断专行，无法与中央团部其他人合作，他已经不适宜在三青团工作。

稍后，张治中又通知康泽取消当年重庆夏令营的筹备工作，并要康不要远离重庆，等候消息，说明上面正在考虑对康的处理意见。康泽知道大事不妙，但又以为蒋介石是了解他的，所以仍然心存侥幸。

7月下旬，张治中再次约见康泽，告知团长蒋介石最近多次大骂康，“他骂你为什么还要把持青年团，是不是想造反？”康听后思想上顿时如觉晴天霹雳，表示愿意立即辞职。

张治中问康辞职后，愿意继续在国内工作，还是愿意出国考察？康表示愿解除所有一切职务，出国考察。

谈话结束后，康泽回到家里，立即赶写辞职报告书，大意谓：

“职奉命到三青团中央干事会组织处服务，忽忽七年，虽勉竭驽钝，而绩效鲜著，恳请准予辞去组织处长、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主任，及所兼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等职务，并准予出国考察。为祷。”

写毕当即派人送交张治中，请其转呈。

8月1日，中央团部宣布改组。原组织处长康泽、秘书处处长项定荣奉命同时出国考察，训练处长李惟果、宣传处长郑彦棻他调请辞。由刘孟纯任秘书处长，倪文亚任组织处长，王文俊任训练处长，李寿雍任宣传处长。

实际上，倪文亚只不过是蒋经国出任组织处长前的过渡角色。三青团强人康泽下台的消息，使康泽的亲信深为震惊。而康泽内心则颇为伤感，觉得自己一直尽心尽力，没有想到就这样被踢出去了！过去十八年的努力被一笔勾销了！

据称当时有人向蒋介石建议，鉴于康泽有过很大功劳，应该给予优待，蒋回答说：“给他出国就是很宽大很优待了！”

康泽觉得蒋氏此话“隐含得有杀机”，更加感到心灰意冷。此时正逢日本投降，八年抗战胜利，在举国欢庆之时，康泽却不禁抑郁感伤，落落寡欢。

据康泽回忆，他“此时的心情，颇以屈原自况，‘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他不愿效屈原之所为，“忧愁忧思”，“自投汨罗以死”。为了不使亲者痛仇者快，康泽决定采取“进不喜、退不愠”的态度，尽量保持风度，从容应对。

在出国前，中央团部曾为康泽举行欢送会。张治中亲致欢送词，着重赞扬了七年来康氏对三青团的劳绩和贡献，并当场颁发奖章一枚。

10月15日，三青团原组织处长康泽、秘书处长项定荣、湖南支团书记刘业昭、东北大学分团主任刘全忠一行，由重庆白市驿机场搭乘美国军用飞机离渝，飞印度加尔各答转往英国。

据当日报纸记载：康氏同事、部下、亲属“前往九龙坡机场送行者颇多”。

康泽的失势是国民党和三青团内权力斗争的结果，也是康泽长期以来在团内独断专行、四面树敌的结果。导致康泽失势最关键的因素是蒋经国的崛起。此前当康泽与陈立夫、陈诚等人发生冲突时，蒋介石都支持了康泽：但当康泽成为蒋经国的障碍时，蒋介石则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康泽对此极为反感，私下认为蒋“太自私！太不像样了一点！”感叹“没有理由可说！”

4、康泽势力的消化

但从前康泽之所以能够得势，所凭借的不也正是蒋介石的宠信吗？所以康泽并没有太多抱怨的理由。在当时国民党的政治舞台上，某个政治人物的升沉荣辱，往往就是由蒋介石一言而决定的。在促成康泽下台方面，张治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几乎从就任书记长那一天起，张治中就认为康泽不适宜担任团的领导职务，其作风不利于团务的发展。张曾批评康说：“你的工作报告我不要听！”认为其报告是官样文章，从不反映实际情况；甚至指责康说：“青年团臭名昭著，你要负责！”

张、康之间的矛盾相当激烈，所以康的垮台自然为张治中所乐见（不过，康下台及其出国后，张治中一直对其表示关切，并曾多次设法照顾其家属)。陈立夫与康泽更是一对老冤家，当时就有人指出：陈、康二人的冲突要对党团矛盾的激化承担很大责任。陈立夫将国民党六全大会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康泽，是导致康泽失去蒋介石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康泽虽然下台了，但要消除康泽在团内的影响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三青团乃由复兴社转变而来，又经过康泽的多年经营，其势力在团内已是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代康而起的蒋经国要控制三青团，就必须团结、争取团内的康泽余部，使其为我所用。康泽的影响突出地体现在三青团的干部身上。

在康泽任内，先后举办了五期青干班，训练学员两千多人，这批学员在中央团部各处、会、室工作的约有50人，在重庆支团及其所属分团工作的约有百余人，其他均分别在各省、市、县和沦陷区以及海外团部工作，实际掌握着各支、区、分团的实力，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1943年4月三青团一全大会之后，康泽发起组织了青干班同学会，成为康泽掌握、联系三青团干部的一个重要机构。

蒋经国取代康泽之后，为了拉拢和利用原青干班学员，仿照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把原中央党务学校的毕业学员列为第一期毕业学员的先例，建议中央团部将原青干班纳入中央干校体制，把原青干班一至五期毕业的2000多名学员作为中央干校第一期的学员，将“青干班同学会”改组为“中央干校校友会”，这一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以康泽亲信为主的青干班同学会常务理事会，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蒋经国既然依靠蒋介石的支持，排挤了康泽，取得了中央干校和青年军的领导权，肯定会趁热打铁，以求掌握整个三青团的实权，原青干班学员将是其努力争取的主要对象。

而从自身利益出发，青干班同学与中央干校打成一片，得到蒋经国的支持，互相为用，多所裨益。于是关于改组青干班同学会为中央干校校友会，由蒋经国统一领导，获得了常务理事的一致同意。

1946年6月，青干班同学会与中央干校校友在重庆共同集会，宣布成立中央干校校友会。青干班同学会负责人陈开国在会上代表全体同学表示，今后“班、校是一个整体”，接受蒋经国的“统一领导”；并由罗才荣代表青干班同学向蒋呈上致敬书，表示今后坚决遵循蒋教育长的教诲。

会议决定青干班一至五期学员换发中央干校一期毕业证书，宣称今后班、校一家，是兄弟关系，应团结互助，承担建国的历史使命；同时决定扩大校友会理事名额，继续出版《青干通讯》，由江海东负责。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干校校友会理事会，并推选陈开国、罗才荣、郑森棨、李后兴、陈元、詹寿山、江海东、王升、华树瑜、葛世大、谭自煜担任常务理事，主持校友会日常工作。

在当时一些人看来，上述举动象征着蒋经国取代康泽成为三青团的“正统”，也表明康泽系干部开始与蒋经国系干部融合一体。

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康泽在团内的影响仍然存在，蒋经国控制整个三青团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所以康泽认为：“蒋经国不能控制三青团，下面还有不少不满分子，各地组织也很少能掌握住。”

中央团部改组后，蒋介石对康泽及其势力仍不放心，担心他们会对蒋经国形成威胁，曾在中央团部会议上严厉指责说：“团内有封建性的小组织，将予以无情的打击。”康泽获悉后，认为蒋介石暗中所指即是他以及和他有关的人，心中为此不平之至。

他表白说：“我在三青团组织处负责，除了诚心诚意和尽心尽力，本着蒋介石的指示，以黄埔一复兴社作核心发展组织外，实在没有别的任何小组织的事实。今天要说我有小组织，那真是天晓得！这种毁谤我和冤枉我的话竟出在蒋介石的口中。我当时曾感到悲伤和愤慨！”

反映出康泽与蒋介石之间那种解不开的恩怨情结。

5、康泽的结局

最后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康泽的结局。

康泽此次解除团内职务出国考察，时间长达一年零五个月，足迹遍及欧洲和美洲的英、法、美等国，主要考察战后各国的复员情况。

考察开始之时，康泽在一本新笔记本的扉页上写道：

“余于八月初，辞去本兼各职，并准备出国考察。十月十八日，自重庆启程，二十四日到达伦敦。十八年来的生活环境，至此一变！回忆过去工作中负责有余，而于环境之应付，与人材之选拔和培植不足，往者已矣，此行当在考察各国战后复员之余，对于今后的中国和今后的世界作一新认识之准备。”

这段题词反映了康泽当时的复杂心情。除了上述有关考察外，康泽还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并访问了三青团美东直属区团和纽约分团，与当地的干部团员进行了接触。考察期间，康泽仍与团内亲信保持通信联系，关注团务的发展，说明他对于三青团仍然不能忘情。但蒋介石电嘱康泽“安心在美研究”，显示出蒋不愿康再过问三青团事务，欲将其从团内彻底排除的意图，致使康泽流落在外，迟迟不能返国。

1947年3月，康泽终于结束考察回国，在上海受到了当地支团的热烈欢迎。随即赴南京出席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并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康泽在回国前，已被派任为立法委员，此时通过所谓选举，许多复兴社分子和三青团干部也进入了立法院，康泽很快成为他们的重要代表，又卷入国民党各派系勾心斗角的旋涡之中。

此时的康泽，一方面为自己“威信”和地位的提高而沾沾自喜，同时又为自己被蒋介石投闲散置、不受重用而怨恨。国民党政府发动的“戡乱”战争连遭败绩，急需与解放军作战的将领，于是蒋介石又想到起用康泽之类的“旧人”。

11月，国防部任命康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守卫襄樊。康泽虽然出身军校，名为中将，但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很少直接领兵打仗，对于军事相当生疏；加上所统辖的皆为杂牌部队，毫无战斗力。面对中原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康泽一筹莫展，只能困守孤城，坐以待毙。1948年7月16日，解放军攻占襄阳，康泽自杀未遂，受伤被俘，从此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早在康泽鼎盛时期，其友人就曾批评说：“康兆民本来可以作政治家，可惜倒作了政治家的工具”，表示惋惜。

当时一位记者有感于康泽的“英雄末路”，曾在报上撰文纪念。

文章写道：“提起康泽这个人，短小精悍，刚强、果断，熟习中国近二十年政情的，谁不知道康泽的分量。”他是“名动一时的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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