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诗人的唐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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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日报）

□ 陈书良 周柳燕

唐寅，字伯虎，又字子畏，生于明成化六年，死于明嘉靖二年。他出生于苏州商人家庭，早年随周臣学画，才气过人，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结交，有“吴中四才子”之称。二十九岁时，他考中乡试第一(解元)，少年科第，春风得意。不料后一年的北京会试中，受江阴富家子弟徐经科场舞弊案的牵连而下狱，被革黜功名，发往浙江为吏。唐伯虎遭此打击后，遂绝意仕进，致力绘事，放浪山水，最终贫病而死。因此，阅读唐伯虎的诗文就等于扫描明代文人的心路历程，对于了解当时的江南才子群是颇有裨益的。

唐伯虎具有非凡的天分，他似乎毫无畏惧。在进京会试，触犯了规矩，被免去功名后，他叹道：“寒山一片，空老莺花，宁特功名足千古哉？”此后，他干脆隐居草庐，和妓女为伍，与和尚说禅，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诗词坦率地袒露个性，没有任何羞答答的遮掩。他再明白不过地打起及时行乐的旗帜：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中间光景不多时，又有炎霜与烦恼。花前月下得高歌，急须满把金樽倒。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春夏秋冬捻指间，钟送黄昏鸡报晓。请君细点眼前人，一年一度埋芳草。草里高低多少坟，一年一半无人扫。”

诗中说，请你细细将熟识的人点检一遍，就会发现每年都有些人死去了。进而请你留意坟山的坟墓，每年都有一些无人打扫，推而可想这些坟主的后人也死去了。

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情感加上幽默的语言，对热衷于科举功名的人无异于一帖清醒剂。作为才子，唐伯虎对达官贵人保持着一身傲骨。诚如他在《把酒对月歌》的结尾所抒发的:“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又如他在《桃花庵歌》中所坦言：“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再如他在《伯虎绝笔》中所宣告的：“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又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或有人评其诗“肆慢不恭”，但历来老百姓喜欢他、推重他，原因恐怕也正在此。在他生活的16世纪，才子渴望自由的个性，往往表现为放荡不羁、率性而为的人生态度和厌弃功名、追求自适的人生理想。这种个性，不能不和传统的儒家道德及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发生剧烈冲突。尤其是当文人才子那种桀骜不驯的个性受到科举制度或官僚制度的压抑或摧残时，他们胸中汹涌澎湃、抑郁不平的情感，常常借助一些背俗反常的行为加以发泄。他们认定社会是荒唐的——或许只有用荒唐去对抗荒唐，才能摆脱荒唐，超越荒唐。

就是这样一位多才多艺、博雅渊深的唐伯虎，满怀对封建统治的反抗情绪和以卖艺为生自食其力的自豪感宣告：“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并且，他还在自己的图章上镌刻上“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真可谓“前无古人”！

唐伯虎像苏东坡、徐青藤、郑板桥等人一样，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具有多面性的天才人物，他们所走过的生活道路虽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是一些未能见容于当世的狷介疏狂之士。他们的感情和理智经常失去平衡，大都招致物议，甚至牵陷灾狱，然而他们特立独行，才华盖世，都是历史上少见的诗、书、画通才。

文学艺术发展史上已有不少事例证明，某些作家的艺术创造力往往得益于他们的反常性格，长时期的精神压抑有可能促使他们更专笃地致力于艺术上的追求，而真正的艺术成就却时常属于那些迹近异端的浪子。无疑，这样的灵魂永远魅力四射，是我们民族文化史上值得自豪的至宝。老百姓爱才子英雄，胜过爱帝王将相，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们还津津乐道唐伯虎的故事、粉墨皮簧敷演着唐伯虎的传奇，乃至一代一代读者还诵读唐伯虎诗文的原因。

唐伯虎去世之后，先后有人将其遗作汇辑刊印。诸多唐伯虎文集中，以清光绪十一年镇江文成堂刊唐仲冕辑《六如居士全集》最为完备。该书收入唐伯虎的诗词曲赋等六百四十七首，文四十五篇，计分七卷。我们此次整理择善而从，以唐仲冕辑刊的《六如居士全集》为底本，篇次卷次，一如其旧，文字上则校以明万历二十年何大成刻本(简称“何本”)。此外还附录了陈书良撰《唐伯虎年表》，以俾知人论世。

（本文节选自《江苏文库·精华编·唐伯虎集笺注》前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