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值班时打瞌睡，醒来后埋怨毛主席：我打瞌睡，您咋不叫我呢？

1960年12月26日午后两点，北京西郊丰泽园的餐桌上只摆了几盘家常菜。毛主席看看众人，又看看窗外的冬阳：“屋里久坐可不是办法，人得到下面去。”话音落地，七位随行工作人员面面相觑，场面有些安静。突然，坐在右侧的高智站了起来，自告奋勇愿意下去锻炼。毛主席放下筷子，轻轻点头，这一幕为两人此后的离别埋下了伏笔。

回到1944年，16岁的高智从绥德师范辍学奔向延安。他学历不算低，机要科正缺人手，很快就把他要了去。机要工作枯燥，电文密密麻麻，全靠眼力和耐力顶着。高智每天守着短波电台，偶尔抬头能看到窑洞外的毛主席来回踱步。那时他只敢远远偷看，握手的勇气根本谈不上。

1947年3月，胡宗南大军扑向延安，党中央组成九支队转战陕北。机要科紧贴毛主席行动，重要电报得先发完再撤离。高智回忆，当年陕北山沟里，不到二十岁的他抱着密码本在夜色中跑，一头汗一身土也不能误一分钟，因为“主席就在后面等着电波飞出去才能上路”。

1953年春节前夕，中央机要科主任叶子龙通知高智——调到毛主席身边当机要秘书。高智先是愣住，接着皱眉：“要是干不好怎么办？”叶子龙笑笑：“试试再说。”犹豫几天，高智总算点头，不过提出试用期：行就留下，不行就撤。其实同批被点名的秘书、警卫多有这种顾虑，毕竟谁都担心犯错。

毛主席夜里办公、白天睡觉的习惯出了名。秘书必须跟着颠倒生物钟，高智和罗光禄两人一班二十四小时。文件来了要立刻编号、登记、送阅；口头指示没听清，必须追问，不能随便猜。高智给自己立了规矩：在值班室不碰小说，不聊家常，桌上只放文件、钢笔、咖啡。

可人终究是血肉之躯。一次深夜，风声透过窗缝直往脖子里钻。高智撑着脑袋，“嗡”地一下睡过去，再醒时天已微亮。他冲进办公室，看到毛主席正埋头批阅，而桌边那一摞厚文件已经分门别类码得整整齐齐。高智又羞又急，低声开口：“主席，您咋不叫我？”毛主席夹着烟，抬眼淡淡一句：“不急事。”高智再追问：“我打瞌睡，您咋也不喊我一声？”主席摆摆手：“你们辛苦，犯不着半夜折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短短几句话，既是关怀，也是提醒——秘书犯错可以改，但要记住人情味。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偶尔还拿高智的名字打趣。1953年刚报到那天，高智自我介绍，毛主席笑道：“高智，高智，智可不低呀！”过几天，开常委会路上主席又回头招呼：“高智，这名字厉害得很！”弄得高智只好挠头：“改成政治的治行不行？”主席笑而不答，名字一直留到了今天。

工作强度大，可毛主席对生活细节格外节省。睡衣补丁摞补丁，能缝就缝，缝不了再说。冬天若有人买黄瓜、西红柿，他一定追问价钱，接着来一句：“一根黄瓜，冬天只够一顿，夏天一筐能吃十几顿。”伙食帐、煤钱他都亲自过目，若超支坚决不让补贴。本来只是日常管理，却让身边人清晰地看到一国领袖的自律。

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阔别32年的韶山。乡亲们蜂拥而至，主席吩咐高智：“名单你来排，谁什么时候见面你来定。”高智知道主席不爱铺张，见面安排紧凑，山坡饭桌只上自家腌肉和玉米粑粑。场景虽朴素，却比隆重的欢迎仪式更让人踏实。

1962年春，高智主动提出到陕西基层工作。临行前一天，毛主席和他合影，随手把冲洗好的照片递过来，语气平常：“想着回来看看就回来。”话虽轻，高智心头却重。到了西安，他只是省委政研室一名普通研究员。白天钻文件，夜里想起主席的作息，常常半夜醒来握着手表数秒针。有人打趣：“你怎么还守北京的钟点？”高智摆手：“习惯，改不了。”

1965年初，高智随代表团出国路过北京。见面那天他刚踏进书房，眼泪当场掉了下来。两人递完烟，毛主席问：“陕北沿途有什么变化？”高智把途中记的七页笔记一一汇报。毛主席听完只说：“找机会还得去走走，黄河边的小米我念着呢。”高智回陕后真托人捎去了小米。毛主席顾不上亲笔回信，特意吩咐秘书林克代笔，在信纸中央用红笔圈出四个字：“努力学习”。这四个字，高智用镜框装好，挂在书桌正上方。

1976年秋，噩耗传来，高智连夜打报告要赴京悼念，却被婉拒。几天后才批准，他赶到首都，灵棚里的挽联在昏黄灯光下摇曳，他忍不住放声大哭。回陕后虚弱得连台阶都上不去，同事感慨：“你这是把心掏空了。”高智只是摇头，不再多言。

转眼进入21世纪，老人步履蹒跚，仍坚持整理当年机要日记。2016年冬，毛新宇夫妇看望他，客厅炉火噼啪作响。高智费力抬起头，声音微弱：“我想毛主席，我想他。”短短十个字，把旁人听得默然良久。

至今，南墙旧影、延河昏灯、丰泽园深夜的烟火气，在讲述者的只言片语里依旧清晰。那场因打瞌睡引出的对话并非轶事花絮，而是折射出一段特殊岁月里领袖与秘书之间的信任与体恤。高智后来常向后辈说，做机要的第一要求是准确，其次才是速度；而在他看来，还有第三条——懂得体贴他人。或许，这也是毛主席愿意替秘书整理文件、宁可自己多熬一会儿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