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袁殊刺杀李士群失败，被捕后潘汉年指示：通知日本人救人

1982年9月6日傍晚，北京西郊的秋风已有凉意，一份批示从中共中央办公厅传出——“同意恢复袁殊原名”。三行公文看似平常，却让年近古稀的曾达斋沉默良久。他换回本名那一刻，很多尘封的片段重新浮现：特科暗号、岩井公馆、76号看守所，以及那通决定生死的电话。

时间拨回四十三年前，1939年3月，上海法租界灯影摇曳。军统密令抵达袁殊手中，目标直指汪伪76号特工总部头号干将李士群。李曾先后投靠中统、日伪，行事狠辣，戴笠已多次派人行刺均告挫败，这一次，他把筹码压在了“会说日语、能拿到日伪出入证”的袁殊身上。

袁殊接令后没有急于动手。他明白李士群周边三道防线层层交叉，贸然靠近必暴露。于是，他借“岩井公馆联络官”身份，多次出入虹口、静安一带，摸清李士群出行路线和卫队班次，为的是找到唯一的空当。计划在霞飞路咖啡店门口动手，枪声掩在车马嘈杂里，两分钟结束战斗。

然而人算终究敌不过意外。3月18日清晨，军统驻沪站长王天木被捕并当场倒戈，刺杀方案、人员名单尽落李士群手中。当天下午，袁殊刚走进霞飞路公寓，便被守候多时的76号行动队拦下。“王站长已坦白一切！”对方语气阴冷。枪口顶住胸膛的那刻，袁殊知道自己再有本事，一旦身份坐实，等待他的要么严刑，要么枪决。

进了看守所，李士群先软后硬。审讯时，他阴恻恻地抛出条件：“只要点头合作，地位、金钱都不是问题。”袁殊轻描淡写回了一句：“我还没想好。”表面镇定，心里其实飞快权衡——此时任何阻抗都只是送死，唯一能做的，是向外界传递求救信号。机会很快就来了，妻子马景星按惯例送进换洗衣物，袁殊趁看守不备，低声嘱咐：“去找潘先生，越快越好。”

潘先生即潘汉年。彼时的潘汉年在上海地下党系统中地位举足轻重，深知“袁殊失手”意味着两件事：第一，岩井公馆情报网恐全盘暴露；第二，党在汪伪高层布设的暗线可能随之断裂。潘汉年权衡再三，竟提出一个听上去极荒诞的指令：向日本领事馆求援。

“立刻拨通岩井英一的电话。”这是潘汉年给马景星的原话。用日本人的手，把被日本人嫌疑抓住的中国人救出来，看似天方夜谭，却是唯一可走的缝隙。岩井英一长期依赖袁殊提供对军统、对中统的“双面情报”，深知失去袁殊，将等于失去在上海的耳目，他不能袖手旁观。

电话仅通了不到十分钟，岩井拍案而起，直奔76号。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副总领事，李士群再蛮横也不敢翻脸——76号终归是日伪体系的“看门狗”，主子发话，他只能把人交出。于是，刺杀案无疾而终，袁殊带着脸上未消的红肿，被“敌人”亲手领出牢门。

获释并不意味着安全。李士群盯得更紧，日本方面也期待袁殊拿出“投桃报李”的成果。为了稳住双方，袁殊建议岩井英一启动“兴亚建国运动”方案：利用文化宣传拉拢上海知识界，为日伪政权包装和平假象。岩井大喜过望，将岩井公馆的经费、人事几乎全权交由袁殊。殊不知，这一举动等于把日伪核心档案敞开给中共地下党。

自此四年间，大量战略文件、军事调动、电台密码经袁殊之手源源不断汇往延安。为了增强可信度，他还故意泄露几份“拼凑”的次要信息供李士群验证。李察觉不到破绽，对他半信半疑又舍不得动手，一直到1945年日军溃败离沪，两人竟再未正面交锋。

刺杀失败、被捕、被救，这场看似荒诞的三回合博弈，折射的是彼时上海情报战的错综复杂。军统要李士群的命，中统惦记袁殊的才，日本人想借他制衡汪精卫，而中共则需要一条潜入汪伪内部的暗道。各方盘算互相咬合，最终让“通知日本人救人”这一幕成为可能。

抗战胜利后，袁殊借口整合资产，把汪伪残存机构的金库一举收拢，随后将大量黄金、钞票以及数千份档案移交上海地下党。他自己则低调撤往苏北解放区，开始新的身份：华东情报系统顾问。国民党悬赏捉拿，却再也无迹可寻。

进入五十年代，袁殊改名曾达斋，被纳入国家安全系统。由于此前“汪伪高官”“日伪高级顾问”这两顶帽子过于扎眼，组织以保护与保密为先，鲜少在公开材料中提及他的贡献。直到1982年，各项档案核对完毕，恢复原名才水到渠成。

身边人问他为何不写回忆录留给后人，他摆摆手：“情报不是故事书，写出来就没用了。”一句轻描淡写，道尽许多暗线一生不得宣之于口的宿命。

袁殊逝世于1987年11月26日，骨灰盒盖着党旗，被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墙。在场的同行大多低头无语，因为他们清楚：如果没有那通让日本领事“救走”自己的电话，大量关乎国事的大局可能会被另一条时间线改写。打入敌穴，从失败中死里逃生，再借敌手挽救自己——1939年这场惊险转折，是袁殊传奇生涯里最具戏剧张力的章节，亦是上海滩谍影里一段绕不开的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