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沈阳前市长武迪生以色列遇难，数万名群众迎寒风为他送行

1987年1月8日的夜里，零下二十度，沈河区老兵张国富摸黑走出单元门，路灯闪了两下又灭，他低声骂了一句：“咋又停电？”转天早晨，一封写满怨气的来信摆在沈阳市长办公桌上。批示只有八个字——“停电要有节律”。随后那张家喻户晓的停限电表在报纸上刊出，晚五点到晚九点一律供电，市民终于能安心守着春晚。沈阳人就是在这种细节里，记住了武迪生的名字。

要说出身，武迪生1935年生于河南西华，1956年东北工学院冶金系毕业后扎根沈阳线材厂，从技术员干到副厂长。别人眼里他最显眼的标签是“技术市长”，可他自己却常念叨那句陈年口头禅：“机器听指令，百姓要倾听。”1983年走进市政府，他先当副市长，三年后主持市政工作。任上第一把火，他把家安在铁西区三八里普通民宅六楼，一条狭窄楼道挤满孩子的自行车。他笑着解释：“住这儿，耳朵不用专门下基层。”

有意思的是，居民委明文禁止小车入院。亲戚从河南驱车探亲，误闯小区，第二天武迪生爱人主动递上五元罚款。旁观的王玉娥至今记得那一幕，“他家就和咱们一样掰着指头过日子。”旧沙发弹簧咯吱作响，四个茶几颜色深浅不同，最老那张已陪主人走过三十年。

信访件经常直接送到市长办公室。煤油脱销、电冰箱变“摆设”、新婚夫妇半吨煤证久拖不办……一连串琐碎问题，落到武迪生笔下却像工艺流程图，步骤清晰，期限明确。1987年春，他召集能源部门拍板“多油并进”后，六十吨民用煤油迅速上架。不到一周，批发价跌了两毛。市场反应比文件快得多，一位大娘在售油窗口冲着工作人员乐呵呵地说：“这才像市长干的活。”

治理污染是这位冶金出身市长的执念。铁西烟囱林立，他拍桌子定下“五年关停三十座小高炉”的目标，还要求老工业区改用天然气。有人担心财政吃不消，他一挥手：“预算先扣我市长岗位补贴！”话虽夸张，却足见决心。第三年，小高炉逆天冒烟的景象明显减少，大伙拿着搪瓷茶缸喝水，再不用担心表面漂着煤灰点子。

1993年11月，沈阳代表团应拉马特甘市邀请赴以色列，武迪生带着经开区合作项目清单登机。23日晚，宴席刚散，对方企业总经理提出第二天黎明乘直升机去马萨达山，趁机完善合同细节。“能省一趟会，值。”他爽快答应，还叫上副主任张力，准备随行翻译。

24日凌晨四时许，直升机起飞。机舱里通话记录只留下简短一句：“日出应当比沈阳早。”谁也没料到，两分钟后仪表盘报警，山谷里突然响起爆裂声，旋翼折断，机身坠向沙地。以色列航空安全局公布事故时间为4时50分，机上五人无生还。

清晨，大使馆政务参赞陈来元接到电话，“沈阳市长直升机失事，请速核实。”短短十几个字，像冰锥扎进胸口。林真大使紧急部署七项措施：口头报告国内、成立善后小组、前往现场拍照取证、与以外交部交涉、冷冻遗体、连夜撰写报告、第二天提交处理建议。忙碌与悲痛交织，大使馆大厅灯火通宵未息。

善后最棘手的是责任归属。沈阳方面坚持官方邀请理应担责，以方却援引本国法律表示“行政不替司法”。大使馆建议家属自行聘请律师追索保险赔偿，同时请以色列政府在救援、运输、法律协助上“尽最大努力”。方案很快获国内批复。随后，沈阳市派副市长率团赴以色列。经过数轮会谈，家属在以色列和美国两地同时启动索赔程序，最终获得满意赔偿，遗体于12月初空运回国，再由沈阳火化装殓。

12月6日凌晨五点，北风割脸。武迪生骨灰灵车缓缓驶离机场，警车不鸣笛，只留黄色警灯在暗夜里闪烁。沿线工人自发停下早班，摘帽肃立。解放大路旁，那群在煤油风波中写过信的市民举着黑纱花束，衣领翻着，手却没插进兜。有人小声说：“市长走得太急。”无人接口，喉咙像被冻住。

回龙岗革命公墓入口，花圈排成长廊。官方并未大张旗鼓，可自写挽联的白纸黑字仍然塞满空隙。“永远怀念好市长武迪生”——落款简单到只有“沈阳市人民”。一位七十多岁老人撑着木杖，脚步踉跄地走到骨灰盒前，用尽力气弯腰三次。“好人啊，好人。”这句呢喃被风吹散，在山坡上回荡。

武迪生生前最醒目的对联挂在客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外界评价他廉洁、务实、高效、创新，他却常反复一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沈阳这座工业重城留下了五条清晰痕迹：环境改善、污染源治理、居民燃料更新、公共设施建设、住房条件提升。目标不算宏大，却触手可及；政绩没刻在石碑，却写进人心。九十年代初期，工矿城市普遍困难，他仍坚持“少说多做”，一句空话都觉得浪费资源。

事故发生已经过去多年，铁西的炉火早已改烧天然气，曾经的线材厂变成了博物馆。参观通道尽头，一张黑白照片挂在墙上：中年武迪生戴安全帽，背靠轰鸣轧机，笑得坦然。参观的退休工人偶尔会在那儿停一会儿，不出声，表情里却有肯定也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