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东亚共荣圈”，到高市叫嚣，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从来没有变过

它打着“区域合作”“共同繁荣”的旗号，行的却是侵略吞并、殖民掠夺之实。如今，虽然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套思想骗局背后的逻辑，真的彻底消失了吗？这套骗局如何从思想萌芽长成毒藤，又如何结出侵略的恶果？

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并非始于“东亚协同体”，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渊源，这套逻辑经过百年酝酿，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侵略话术体系。

早在近代，佐藤信渊就提出了“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狂想，将中国视为日本扩张的核心目标；吉田松阴更是教唆“失之于美俄者，取偿于鲜满”，为日本的侵略行为寻找道德借口。

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则将中国、朝鲜贬为“蛮夷”，主张日本“脱亚入欧”，为其侵略亚洲邻国扫清思想障碍；陆羯南的“亚洲门罗主义”，进一步将日本定位为“亚洲领导者”，为其独占东亚埋下伏笔。

这些思想并非孤立的精英言论，而是逐渐渗透到日本的国家战略层面。从甲午战争窃取台湾，到日俄战争争夺中国东北权益，再到一战期间扩大在华势力范围，日本每一次军事行动，都伴随着这套侵略思想的背书。

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并在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彻底撕下对国际规则的伪装。

此时，它需要一套更“高级”的理论，为全面侵华、称霸亚太的野心披上合法外衣，“东亚协同体”便应运而生。

日本的侵略话术，始终在根据局势变化不断升级，从“东亚协同体”到“大东亚共荣圈”，伪装越来越精巧，野心也越来越膨胀。

1938年，日本学者腊山政道提出“东亚协同体”理论，套用当时流行的“区域合作”概念，宣称日本、伪满洲国与“中国傀儡政权”应形成“命运与共的协同体”，在经济上互补、政治上联合、防务上共同抵御西方列强。

这套理论听起来极具迷惑性，但核心本质从未改变：必须由日本主导，中国需放弃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接受日本的“指导”。这不过是以“共同体”之名，行吞并控制之实，很快被日本军部吸收为国家战略。

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深陷中国战场泥潭，同时决心南下与英美争夺太平洋霸权，“大东亚共荣圈”于1940年被正式提出，并确立为基本国策。

相较于“东亚协同体”，这个概念的地理范围更广，涵盖东亚、东南亚甚至南亚，直接暴露了日本称霸亚太的野心；“共荣”二字则更具欺骗性，许诺各民族“摆脱西方殖民、共同繁荣”，但现实却与此截然相反。

从“协同”到“共荣”，名称的变化本质是侵略野心的升级，是用更宏大的叙事，掩盖更残酷的掠夺。

“东亚协同体”与“大东亚共荣圈”的美丽外衣下，藏着三重致命枷锁，彻底暴露了日本侵略本质，而中国始终是这套骗局的核心目标。

在政治层面，这是一套绝对的等级附庸体系。日本自居为“领导民族”，将中国人、朝鲜人视为“需要开化的劣等民族”，东南亚各民族等级更低。

所谓“共荣”，是日本高高在上的统治，通过刺刀建立傀儡政权，用宪兵维持恐怖统治，根本不存在平等的“共”；通过掠夺资源供养日本战争机器，也根本没有真正的“荣”。

中国作为亚洲大国，始终是日本想要彻底控制的核心，从东北的伪满洲国，到华北的傀儡政权，日本试图将中国彻底纳入其附庸体系。

在经济层面，这是一套彻底的殖民掠夺体系。日本为“共荣圈”设计了强制分工：中国东北、华北成为重工业和原料基地，东部地区成为轻工业和农业区，东南亚提供战略资源，而日本本土则作为工业和军事指挥中心。

这套分工完全服务于日本的战争需求，在中国境内，日本强征粮秣、掠夺矿产、强征劳工，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人道灾难，所谓“经济互补”不过是赤裸裸的剥削。

“大东亚共荣圈”随着日本的战败而破产，但这套侵略思想的余毒并未彻底清除，日本对中国的野心，在当代依然有迹可循。

日本民族精神深处，存在着未被彻底清算的“思想癌变”：等级秩序观让它难以平等看待中国，始终暗藏优越感；对历史的精神分裂，让它淡化、否认战争罪行，拒绝彻底反思。

这些思想余毒，导致日本某些政治势力至今仍对中国抱有觊觎之心，从篡改历史教科书、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到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联合他国遏制中国，本质上都是百年侵略思想的延续。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以牺牲他国主权为代价的“共荣”，任何以独霸为目标的“协同”，都注定会失败。

日本如果真的想与亚洲各国和平共处，就必须彻底清算侵略思想，正视历史罪行，放弃对中国的野心。

而对中国而言，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保持警惕：日本的侵略思想骗局虽已破产，但野心从未消失，只有自身强大，才能真正守护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