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高三生

（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那年儿子上了高三，他的房间成了我的禁区。门总是关着的，上面贴了张A4纸，用马克笔潦草地写着“备考重地，非请勿入”。我端着切好的水果在门外徘徊，像拆弹专家面对定时炸弹，不知哪句话会成为引信，哪次敲门会引发爆炸。

　　终于在一个周六午后，我撞上了最剧烈的“雷暴”。起因只是我问了句：“最近模考排名出来了吗？”他像被点燃的爆竹，猛地推开椅子站起来：“除了成绩你还能问点别的吗？”声音尖锐得刺耳。我愣在原地，看着他通红的眼眶和颤抖的肩膀，所有准备好的话都卡在喉咙里。那扇门在我面前重重关上，震得墙上的全家福微微晃动。

　　父亲在电话里听完我的倾诉，沉默许久后说：“还记得你高考前，摔了全家饭碗的事吗？”

　　记忆之门被推开。1998年夏天，梅雨季长得没有尽头。某个闷热的傍晚，因为母亲一句“你表姐考上研究生了”，我忽然掀翻了整桌饭菜。我等着母亲的责骂，甚至准备好了更激烈的反抗。可她只是缓缓蹲下，一片一片捡拾碎片，用抹布慢慢擦拭地板。昏黄的灯光照着她的背影，那么静，那么重。整个过程漫长如刑，她的沉默比任何斥责都让我难受。最后她抬头，轻声说：“压力很大吧？妈知道。”那一刻，我所有坚硬的武装土崩瓦解，扑在她怀里哭得像个孩子。

　　原来我也是个“坏情绪”的孩子。而我的母亲，用她的沉默与承受，接住了我所有的锋利。

　　我开始仔细观察这个十八岁的少年。他书桌右上角贴着的便利贴，“距高考还有107天”的数字每天更新。深夜两点，门缝下仍漏出灯光。偶尔开门接水，能看见他桌上小山似的真题卷，右手食指关节处磨出了薄茧。有一天收拾客厅，发现沙发缝里塞着团成一团的数学卷，满页的红叉触目惊心。我轻轻抚平卷子，在最后一道错题旁看见极小的一行字：“我真的不行了吗？”

　　心像被针扎了一下。原来他的愤怒，不过是恐惧穿上了盔甲。

　　我给自己做了这样一些规定。

　　第一条：听懂言外之意。当他说“别管我”，也许是在说“我需要空间但别真的离开”；当他说“烦死了”，也许是在说“我快撑不住了”。我开始改变提问方式，从“今天复习得怎样”变成“今天累不累”，从“这道题怎么会错”变成“需要我帮你整理错题吗”。他依然沉默，但关门的声音轻了一些。

　　第二条：提供沉默的陪伴。深夜，我会在他门口放一杯温牛奶，轻轻敲两下门就离开。起初杯子原封不动，后来空了，再后来门会开条缝，一只少年修长的手迅速收回杯子。我们不说话，但牛奶的温度在传递什么。就像那年母亲蹲在地上捡拾碎片，她的背影在说：我在这里，我接得住。

　　最难练的是第三条：忍住解决问题的冲动。模考失利那次，他整晚没出房间。我在客厅坐立不安，无数次想冲进去说“我们分析错题”“妈妈帮你找老师”。但最终只是发了条微信：“冰箱里有你爱吃的酒酿圆子，甜的。”半小时后，他红肿着眼睛出来，默默地吃完了一整碗。汤匙碰碗的叮当声里，我忽然明白，有些情绪只能自己消化，就像破茧，外人帮忙剪开翅膀反而废了。

　　春节前大扫除，我在他床底发现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整齐码放着所有我塞进门缝的纸条。“今天天气很好”“楼下桂花开了”“累了就歇歇”……每张下面都有他小小的批注：“知道”“嗯”“谢谢妈”。最近的纸条下多了一行字：“妈，对不起，也谢谢你忍我。”

　　眼泪猝不及防。原来他都懂。

　　立春那天，他罕见地早出房间，站在阳台上看融雪。我递过温热的豆浆，他接过时手指相触，没有立即松开。

　　“妈，”他看着远处树枝上的新芽，“最难的时候，好像过去了。”

　　我点点头。想起母亲——她现在老了，变得絮叨，总为小事操心。每次我失去耐心时，就会想起1998年夏天那个蹲在地上的背影。原来“忍”不是忍受，而是把心放在对方脚下，让他即使坠落也能软着陆。就像此刻，我不问“是不是压力小了”，也不说“以后会更好”，只是站在他身边，陪他看这个正在缓慢苏醒的世界。

　　阳台上的风还带着寒意，但阳光已经有些暖意了。楼下传来孩童追逐的笑声，那么远，又那么近。儿子忽然侧过脸，嘴角有极淡的笑意，像冰面裂开的第一道缝隙。我知道，冬天就要过去了。而一个母亲能给孩子最深的爱，或许就是在每个情绪泛滥的季节里，安静地做他的堤岸——不阻挡洪流，只是温柔地告诉它：我在这里，你可以漫过，但不会失所。